Page 149 - 《社会》2019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５

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当一切行为的合理性需要给出最终的解释
时，“报恩”便是其最后的理由。它是元设定的，即一种关于生命来源的
设定。在这一设定上，人（或在做人中）的第一意识就是“学会感恩”或
“知恩图报”，而不能“忘恩负义”，也叫“不能忘本”。或者说，所谓报恩，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底线。越过这样的底线，就不再是“人”，因为唯
有“禽兽”才不懂“感恩”。
于是，“恩情”成为中国人推论一切社会行为的根本，也是从私情发
展为公情的基础。社会关系也将为此发展出恩人、贵人、恩师及恩惠、
恩典、恩义、恩泽、恩爱、恩宠、施恩、开恩、恩恩怨怨、恩断义绝、恩将仇
报等强烈而复杂的社会情感。这些情感的社会运行导致从家庭到社会
都寄期望于在其社会交往中建立以恩情为导向的社会关联。而几乎所
有的家长也都明白的道理是，他们自愿将自己一生都倾注在孩子身上，
期待子女的未来回报。再加上孝的层次性，所谓回报，在孝的层次上不
只是侍奉，而且还应获得社会地位，做出成就，光大祖先，庇护子孙。同
样，人们在社会闯荡中也期待贵人相助，因为恩义的发生往往能改变人
的生命轨迹。
“ 报恩”所具有的前定性关系本是血亲间的“遗体”关系而产生的上
下结构，但孝的运行框架所提供的推广性可以扩展到平行的或其他类
型的社会关系中去，比如知遇、领养、传授、施舍、救济、救命等方面，所
有这些都可以回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俗语。上下结构的原型即
是《孝经》中“资于事父”所简化出的父子结构。父子结构可以被想象成
一把打开的无限延伸出去的伞，在其纵向延伸中把家族链从头贯穿到
底，又在扩张中将其他社会结构据此延展，形成尊父忠君的向心力。因
此，其极为重要而深刻的文化意义值得儒家誓死捍卫。父子关系该如
何相处一直是儒学内部争论的一个焦点，《论语》中的“亲亲相隐”历来
有不同的解释，就以《孝经》本身来看，也有类似的观点：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
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昔者，天
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
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
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
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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