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3 - 《社会》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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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５
对于它的真正意义和功能始终蒙在鼓里。对于莫斯来说，“玛纳”是达
到了意识层面的社会性。对于列氏来说，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意义上的
象征符号和这个意义上的社会性，因为它们仅仅是表象和佚事。存在
着一种土著人向自己讲述的社会生活，它是对于“玛纳”的意识和信仰
及其所带来的义务感和有效性，然而真正的社会性———以“玛纳”的无
意识为前提条件的社会性，源自于对纯粹秩序和意义的知性要求。
三、社会科学的对象
从象征无意识角度来分析莫、列二人的社会本体论分歧，这同时也
将我们带入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现在能更清楚地理解列
氏为什么要指责莫斯被土著信仰所“蒙蔽”（ 犿 狔 狊狋犻犳犻犲狉 ）（ 犔é狏犻犛狋狉犪狌狊狊 ，
２００３ ： 犡犡犡犞犐犐犐 ；莫斯， ２００３ ： ２０ ），但另一方面，列氏的这一判断不失令
人困惑之处：为什么对于“玛纳”的信仰必然会遮蔽它的真正意义，以至
于人类学家必须像精神分析师一样绕过前者才能达到后者？
更具体而言，既然莫斯和列氏都不将象征无意识理解为简单的心
理内容，既然他们都试图将它重构为一个关系化和总体化的过程，那么
象征无意识的复杂性就令“玛纳”之可译性的第二个前设显露出来，它
关乎对社会科学对象的定义，因而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如果“玛纳”所
表达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象征关系的建立过程，而我们能从这一过程中
把握到社会现实，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提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人类学的确
切对象究竟何在？它是就自身而言的象征符号，还是必须被翻译到另
一个语义层面的被象征的无意识？换句话说，“玛纳”是否直接构成一
个科学概念，抑或应该由人类学家来建构自己的术语体系，并在其中为
“玛纳”找到对应的概念？就像一个红苹果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自然
科学对象，我们可以就“玛纳”质疑：人们用来解释自己在做什么的那些
概念能否不经过任何转化就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
列氏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甚至比他的本体论立场更具吸引力。当
他指责莫斯任由自己被土著人蒙蔽，他是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对立于
行动者的主观性。想要使信仰成为研究对象，难道不恰恰应该不再信
仰吗？土著信息提供者所讲述的东西至多具有资料的价值，而莫斯却
混淆了两种理论———土著人的理论和人类学家的理论，并因此令后者
沦为前者的图表，将土著人讲述的内容直接变成科学理论的元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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