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社会》2019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人，先后到中南海紫光阁为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说了数百段相声，在这
之后，带有正面弘扬价值观等教育意义的歌颂相声 １８ 逐渐被推向高潮
（参见王决、汪景涛、藤田香， １９９５ ： ２６４ ）。在马季诸多的相声作品中，
《友谊颂》算是歌颂相声的典型代表：该作品在文本结构上继续弱化“垫
话儿”成份，而在意义结构上则以相声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当时中非友
谊，它最能体现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相声作品中所蕴含的政治情势：它创
作于 １９７２ 年，于 １９７３ 年公开表演，当时正是中国政府援建非洲、并恢
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不久，这构成了相声《友谊颂》这一作品产生的基本
背景；从内容上看，它实质上充满着包括“反帝国主义”、“独立自主”等
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她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勤劳
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地下宝藏。富有斗争
传统的坦赞人民、挣脱了新老殖民主义的枷锁，赢得了今天
的独立。非洲人民在觉醒，坦赞人民在前进！（马季， １９８９ ： ６７ ）
应星（ ２００９ ）曾用“新德治”的概念来描绘新中国建立以来共产党政
权的治理特点，所谓“新德治”，简而言之，是政党通过一系列组织技术
和宣传载体，对普通民众贯彻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一道德至上的
意识形态要求。由是观之，在经过“相声改造”之后，一系列包括讽刺相
声和歌颂相声在内的“新相声”也体现着新政权的国家意志与意识形态
要求。无论是从文本结构还是从意义结构上看，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声
作品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呈现新政权建立后民众层面的基本心态
的同时，相声文本和相声演出也成了格尔茨意义上的承载国家意志展
演的中介机制，成为“新德治”的重要载体，而具有了政治教化的重要
意涵。

六、隐匿的道德教化：改革开放初期相声文本的多重意涵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至 ７０ 年代末期的相声，由于其所处的
时代背景与政治氛围而体现出了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话，那么，过
去意识形态以直接和公开的方式全面占据相声创作的情况到了上世

１８． 周恩来就曾经要求马季创作一些相声，教育那些在球场内不守秩序和纪律的不文明观
众，在比赛前播放（王决，汪景涛，藤田香， １９９５ ： ２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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