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2 - 《社会》2019年第4期

现象学社会学的生命历程

·巴伯（ 犈犿犫狉犲犲犪狀犱犅犪狉犫犲狉 ， ２０１７ ）在论述现象学在社会研究新学院的
历史时，也将现象学得以在美国社会学的主要阵地确立起的“黄金时
代”圈定在了 １９７３ 年。希普和罗斯也在同年指出，当时的美国社会学
界“越来 越 对 所 谓 现 象 学 社 会 学 感 兴 趣 了”（ 犎犲犪 狆犪狀犱犚狅狋犺 ， １９７３ ：
３５４ ）。当然，尽管被希普和罗斯质疑的现象学社会学家们对胡塞尔的
松散解释促成了现象学社会学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发展，
但是，这场发生在美国的现象学社会学运动是“短命的”（ 犌狉狅狊狊 ， ２００７ ：
２１８ ）。 １９７３ 年，在美国社会学对现象学的兴趣达到巅峰之后，现象学
社会学运动的势头就开始式微了。
与现象学社会学的发生和发展都得益于内外因素的促进一样，现
象学社会学运动的式微也是有特定原因的。尽管现象学社会学一度获
得美国社会学的承认而发展壮大，但其精神似乎从一开始就与美国社
会学的风格磗格不入。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尽管舒茨在与帕森斯
通信时语气极尽恭顺，不断强调帕森斯著作的重要性，但是，后者的回
应却毫不妥协且相当强硬（ 犌犻犱犱犲狀狊 ， １９８３ ： ７８ ）。舒茨在表示赞赏的同
时建议帕森斯“更进一步彻底化他的理论以达到更一般的概念，以使将
之应用到实际上超出他的理论范围之外的问题上得以可能，使对他的
理论的基本观念，尤其是‘主体主义’（ 狊狌犫 犼 犲犮狋犻狏犻狊犿 ）概念的更一贯思考
得以可能”（ 犛犮犺狌狋狕 ，［ １９４１ ］ １９７８ ： １０５ ）。然而，帕森斯将舒茨的评述视
为对志愿行动理论的挑战，不仅指出“舒茨在讨论中首要关切的并不是
他的特定理论兴趣中最重要的”，而且表明“他在舒茨的《社会世界的意
义构造》中并没有发现对他的著作要处理的问题有重要意义的东西”
（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４１ ］ １９７８ ： １０８ ），甚至直言“他必须承认他对现象学分析持
怀疑态度”（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４１ ］ １９７８ ： ８８ ）。我们可以假设，或许当时的帕
森斯是为捍卫志愿行动理论，抑或是因为对现象学未有真正理解而对
舒茨的著作和现象学分析有误解，故表明上述态度的。
然而，即使到了 １９７４ 年，帕森斯重读舒茨著作以及此前他们两人
之间的通信，其基本看法似乎同三十年前的那次对话并无二致。于是，
我们已经很难从学术偏见的角度来理解帕森斯，而只能认为根源在于
帕森斯思想与现象学精神的格格不入。在所谓“主体的视角”问题上，
帕森斯认为“现象学视角，尤其是由舒茨呈现的样式，是一种试图赋予
笛卡尔和后笛卡尔式二元论中的主体以特殊优势的尝试”，而且，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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