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1 - 《社会》2019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成的冲击来说，都表明现象学社会学从２０ 世纪６０ 年代以后获得了发展。
有意思的是，除上述从正面呈现现象学社会学发展的例证外，阿姆斯特
朗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提出的“现象学恐惧症”（ 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 犵 狅 狆 犺狅犫犻犪 ），
狆
则从相反方面反映了现象学社会学的壮大。阿姆斯特朗把现象学恐惧
症说成是“一种对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的厌恶反应”，这种恐惧症
患者的特征是“赞同社会学的自然科学模式，或者采用在根本上源自这
种模式的术语和措辞”（ 犃狉犿狊狋狉狅狀 犵１９７９ ： ６３ ， ６８ ）。由于作为“对强加在社
，
会实在研究上的任何教条体系之挑战”的现象学，既直接反对“将自然科
学模式视为所有知识之绝对范式”的“科学主义”，又反对“将社会实在视
为可以还原为自然的（物理的）秩序”的“自然主 义”（ 犃狉犿狊狋狉狅狀 犵１９７９ ：
，
７２ ）。因此，那些接受社会学的自然科学模式的社会学家势必患上现象
学恐惧症，亦当然会对现象学社会学作出厌恶性反应甚至采取压制性举
动。在现象学恐惧症的患者群中，不乏有像刘易斯·科塞、彼得·布劳、
，
科尔曼和诺曼· 犓． 邓津等那样有名的社会学家（ 犃狉犿狊狋狉狅狀 犵１９７９ ）。 ９ 这除
了表明现象学社会学已经获得长足进展之外，也在一定意义上预示了其
之后的暗淡前景。

五、结语：胡塞尔 舒茨式进路的式微与余绪

虽然主流社会学家的现象学恐惧症到 １９７９ 年才由阿姆斯特朗作
出明确的概括，但这种恐惧症或许从 １９７３ 年就已经在美国社会学中开
始滋长，甚至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舒茨与帕森斯通信时就已经定下了
的基调。在论述现象学社会学的美国兴衰史时，格罗斯（ 犌狉狅狊狊 ， ２００７ ：
２１６ ， ２１７ ）曾指出过“舒茨的思想观念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初的
美国社会学中得到凸显”，但是，格罗斯已经预见到“ １９７３ 年可能已经
是美国社会学对现象学之兴趣的巅峰了”。有趣的是，恩布里和米歇尔

９． 除阐明现象学恐惧症的主要症状外，阿姆斯特朗（ 犃狉犿狊狋狉狅狀 犵 ， １９７９ ）还提出了使现象学恐
惧症患者脱敏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是阐明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并非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替代
性社会学理论范式，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并不做出独占地通达社会世界之特定知识的
认识论主张。由此不难看出，他与舒茨都将现象学社会学定位为社会学的诸理论视角之一，
而不是对社会学未检视之前提预设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范式革命。在我们看来，就澄清主流社
会学对现象学社会学的误识以谋求它的发展来说，阿姆斯特朗对现象学恐惧症及其脱敏方法
的探究值得赞赏，但他对现象学社会学之理论位格的定位是否恰当，这种定位是否遮蔽了现
象学社会学的理论潜能却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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