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7 - 《社会》2019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１９４０ 年到 １９５９ 年发表了 ２６ 篇论文，但大都是在哲学刊物上，只有两
篇文章刊登在《美国社会学研究》（ 犃犑犛 ）上（ 犘狊犪狋犺犪狊 ， ２００４ ： ６ ８ ）。
流亡美国期间，舒茨关注过 犆．犎． 库利、威廉·托马斯和 犆．犎． 米德
等美国本土社会学家的准 现象学 ８ 著作。他对 犆．犎． 库利的“镜中我”、
威廉·托马斯的“情境定义（结构）”和 犌．犎． 米德的“操 作性 领 域”和
“主我 客我区分”等主题作了澄清，阐明了这些思想的描述性研究对社
会现象学的意义（ 犅犪犮犽犺犪狌狊 ， ２００２ ： ５６３ ）。但是，舒茨此时的主要精力似
乎主要放在推动现象学在美国的传播上，他本人更认同的，似乎也是现
象学哲学家的身份。因此，当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同事———列奥· 施特
劳斯（ 犔．犛狋狉犪狌狊狊 ），将他称为“一位在哲学上复杂而成熟的社会学家”
时，舒茨明确表示他更愿意被视为“一位在社会学上复杂而成熟的哲学
家”（ 犈犿犫狉犲犲 ， ２０１５ ： ７８ ）。或许，列奥·施特劳斯进一步的回应，倒是对
舒茨的 更 恰 当 的 定 位：舒 茨 是 一 位 有 着 “贾 努 斯 面 孔 的 人”（参 见
犅犪狉犫犲狉 ， ２００４ ： １６０ ）。虽然，这些内在和外在的原因使舒茨在有生之年
未能对美国社会学产生重大影响，现象学社会学也未能在此期间获得
美国主流社会学的承认而发展壮大。然而，现象学社会学的命运，在舒
茨逝世后不久便迎来了转机，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现象学社会学在
英美社会学中逐渐获得了承认与扩张（ 犠犪 犵 狀犲狉 ， １９７６ ）。当然，现象学
社会学之命运的转机无疑也是内外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有趣的是，
现象学社会学在美国迎来转机的时代背景，与现象学在欧洲兴起时的
情境有颇多相似之处。
就外在因素而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也可以说是美国乃至世界社会
的主流文化与主流社会学范式遭受挑战的“危机时代”。按巴托莫的说
法，“功能主义范式的衰落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时代，当时正值社会学发生
巨大转型的时代。国际冲突，尤其是越南战争，新社会运动兴起，西方
和东欧国家中的不满与对立增加，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的差距增大，这
些激起了社会思想的根本性重新定向。社会变迁与冲突替代基于共享

８． 库利、托马斯和米德等美国本土社会学家的著作，是在他们实际上都致力于描述经验的意
义上来说是“准现象学的”（ 狇 狌犪狊犻 狆 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 犵 犻犮犪犾 ）。考虑到他们思想著作中的这种特征来
自于詹姆斯的影响，故值得指出的是，詹姆斯在很大 程 度 上 受 到 的 是 德 国 思 想 传 统 的 训 练
（ 犅犪犮犽犺犪狌狊 ， ２００２ ）。实际上，舒茨自己也受到了詹姆斯理论思想的影响或关注到了詹姆斯的
学说，这尤其体现在他关于多重世界或多重实在的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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