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3 - 《社会》2019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一般社会学理论具有了可能性。 ６ 提里亚基安还通过返回其“精神和灵
感来源”，对现象学社会学与实证社会学的当代争论展开了“历史的”探
究，表明了涂尔干有建立一种“原社会现象学”的意图。通过对体现在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欧洲的科学危机与超验论现象学》两书二位
作者（涂尔干和胡塞尔）思想及其背景的比较，提里亚基安论证了：涂尔
干的实证主义与当代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的分歧或许远比与胡塞尔现象
学的分歧要大得多，涂尔干和胡塞尔都应被视为要给知识寻求一种严
格的基础———一种远比当今盛行的实证主义提供更严格之基础的人物
（ 犜犻狉 狔 犪犽犻犪狀 ， １９７８ ： ４２－４３ ）。
与提里亚基安对涂尔干社会学之现象学意蕴的揭示相比，贝尔韦
代雷更进一步将涂尔干视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创立者。在贝尔韦代雷
（ 犅犲犾狏犲犱犲狉犲 ， ２０１５犫 ）看来，受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的启发，在涂尔
干那里存在着潜在的现象学实践。作为现象学实践者，涂尔干的某些
理念与胡塞尔对“社会范畴”（ 狋犺犲狊狅犮犻犪犾 ）的理解相一致。当然，尽管并
非涂尔干的一切著作都是现象学的，涂尔干也绝非胡塞尔，但是就涂尔
干对现象学社会学而言，恰犹如笛卡尔之于胡塞尔现象学那样重要。
就像笛卡尔那样，涂尔干开启了一种使我们得以转换对待世界之自然
态度的新视野，开创了一种与笛卡尔式做哲学的方法相差无几的涂尔
干式做社会学的方法，这种视野和方法使我们得以对“确定性”展开彻
底而系统的反思。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就像在胡塞尔解释中的笛卡
尔和伽利略那样，涂尔干在使现象学社会学怀孕后不久就扼杀了它，他

６． 虽然希普和罗斯（ 犎犲犪 狆犪狀犱犚狅狋犺 ， １９７３ ）批评提里亚基安只是“隐喻地”使用现象学概念，也
就是在日常理解意义上而非现象学意指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从而未能理解甚至扭曲了现
象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但是，希普等的批评既在一定意义上教条地以胡塞尔现象学的唯一性
为前提，而且又忽视了提里亚基安关注的乃是作为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和存在论哲学之结合的
存在论现象学，亦即在广义的现象学社会 学 意 义 上 言 说 的 思 想 内 容。实 际 上，提 里 亚 基 安
（ 犜犻狉 狔 犪犽犻犪狀 ， １９７８ ）在别的地方回应了希普等人的批判，他一方面将对社会实在的主观或内在
的方面，也就是社会处境和社会结构之意义成分的解释视为广义的现象学社会学，在这种意
义上他在 １９６５ 年的文章中提到的许多人都属于现象学社会学家，只是还未被视为现象学社
会学的发言人而已。另一方面将与现代哲学现象学的设计师即胡塞尔有着显见的亲子关系
明的进路视为严格意义的现象学的，舒茨、纳坦松、加芬克尔、伯格和卢克曼是这种意义上的
现象学社会学家。因此，尽管提里亚基安在 １９６５ 年的表述就像希普和罗斯指出的那样是初
步和模糊的，但他认为 在 涂 尔 干 思 想 中 有 一 种 潜 在 的 现 象 学 直 觉 却 可 以 说 是 合 理 可 靠 的
（ 犅犲犾狏犲犱犲狉犲 ， ２０１５ ： ３７４ ），在古典社会学思想中并不乏现象学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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