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9 - 《社会》2019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佛年会上，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年会史上的“第一个现象学社会学专门论
坛”。前文提到过的作为学派名称的现象学社会学概念，就出现在以此
论坛讨论为基础于 １９７３ 年出版的《现象学社会学：诸议题与应用》之
中。该文集的主编同时也是 １９７１ 年论坛的组织者帕萨沙斯（ 犘狊犪狋犺犪狊 ，
１９７３ ）指出，在他的印象中，现象学社会学当时正在茁壮成长，大量研究
著述纷纷出现。许多年轻的社会学家从事着他称之为现象学社会学的
研究，尽管这些社会学家并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 １９７４ 年蒙特利尔年
会上，瓦格纳组织了两个现象学社会学论坛，而在美国东部和西南部社
会学会年会上，也有现象学社会学论文被宣读。值得指出的是，同年在
多伦多召开的国际社会学会世界大会上，“现象学社会学被授予了特别
小组的地位”（参见 犗 ’ 犖犲犻犾犾 ， １９８５ ）。在随后的数年中，在美国社会学会
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会年会上被宣读的现象学社会学论文数量
也在稳步增长。尤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创办的“现象学社会学通讯”
（ 犘犛犖 ）、“现象学社会学年鉴”（ 犃犘犛 ）和“人文研究”（ 犎犛 ）等学术刊物，
为现象学社会学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发表阵地，从而有力地保障和
扩大了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与影响。因此，有学者才将现象学社会学
的发展说成是一场“智识运动”，一场发生在美国的“现象学社会学运
动”（ 犖犪狊狌 ， ２０１２ ）。
随着在美国社会学界获得承认与扩张，现象学社会学也开始对整
个社会学界产生影响。这首先体现于它在美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
会学界内部的拓展及引起的变化上。“舒茨创立的这种基于现象学的
社会学，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已经在美国、欧洲乃至亚洲的社会科学
中引起了许多显著的变化”（ 犈狀犱狉犲狊狊 ， ２００５ ： １ ）。现象学社会学在其他
国家和地区社会学界的拓展，或许可以从奥尼尔（ 犑．犗 ’ 犖犲犻犾犾 ）对现象学
社会学在加拿大的发展史的梳理中，同时也是他在这一过程内作出重
要贡献的分析中可见一斑。在奥尼尔（ 犗 ’ 犖犲犻犾犾 ， １９８５ ： ７４９ ， ７５０ ， ７５２ ）看
来，现象学社会学对许多实践者来说是一种可识别的做社会学的方法，
这些实践者共享特定的研究机构、阅读史和对社会学事业的贡献。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以来，现象学社会学在加拿大的发展，大致经历了马
林斯夫妇（ 犕狌犾犾犻狀狊犪狀犱犕狌犾犾犻狀狊 ， １９７３ ）所谓的一个专业社会学理论分支
想获得承认都要经历的所有“制度化”（ 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的阶段。就
像其他的加拿大特产那样，现象学社会学同样也可以在加拿大找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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