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9 - 《社会》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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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六、余论：个体自由与市场
置身于 １９ 世纪的欧洲社会“大转型”，莫斯和波兰尼游走于古式与
现代社会之间，穿梭于战争的动荡之中，上下求索于现代社会的市场形
式中，探索自由与道德的可能性。他们都相信，社会内在于个人，社会
团结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市场的形成和运作并不需要化约为功利主
义动机。 １９ 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动物性抽象为人类天性，这
与其说是基于经验事实，不如说是一种自然神学（ 犅犾狅犮犽犪狀犱犛狅犿犲狉狊 ，
２０１４ ： ３８－３９ ），它因为将“作为完整而复杂的存在者的”具体的人割裂
于其生活情境之外而错误地理解了个人与市场的勾连。
是否存在一个同样基于个人自由但不同于功利主义基础的市场
观？如果将视野稍微拓展，不难发现这种可能性并存于从亚当·斯密
一直到莫斯和波兰尼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之中，却遗憾地被主流市场观
念忽视。
亚当·斯密首先开启了这种可能性。不应忘记《国富论》与《道德
情操论》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两部著作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探究自利
的人如何能够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中实现道德领域的和平共存。《道德
情操论》的核心是“同情”，但亚当·斯密并不是在利他主义情感意义上
探讨这一概念，而是指来自于当事人对他人境遇的设身处地的感同身
受。换言之，斯密笔下的“同情”是人类的本性，它是指人类之间的情
感、动机、行为的内心反应能力，是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彼此的一种相互
换位思考的心理活动和机制，它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并不存在“利己”与
“利他”的区分（罗卫东， ２００５ ）。因此，斯密笔下的利己主义与工具理性
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不同，它是与同情心伴随的一种“自爱”。劳动分工
和市场交换建立于同情和自爱的人性基础上，它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的
必然结果，这是一种互通有无，进行物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并不涉
及功利的目的（斯密， ２００８ ： １７ ）。当斯密在谈论“互通有无”的人性倾向
时，他实际上是在讨论具有“同情心”的个体如何构成市场的基础。通
过对“同情心”的阐发，斯密在个人的私利追求和社会利益实现之间建
立了逻辑关联。
如果说斯密通过探讨“公序良俗”的心理基础而回答了“社会何以
可能”的问题，社会心理学大师米德（ 犌犲狅狉 犵 犲犕犲犪犱 ）则更为直接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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