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6 - 《社会》2019年第4期

实质的经济：《礼物》和《大转型》的反功利主义经济人类学

读了启蒙理性以来的“个人与契约”假定，建立了以逐利动机和经济理
性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这一现代化理念（戴尔， ２０１７ ： ２７０－
２７１ ）。
当饥饿的动物性和逐利动机成为对人性的想象，稀缺性和自然法
则成为社会的基础时，经济也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从整体社会中割
裂开来而获得了形式的定义。这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经济的最早定义，
即从家户或“实质性”（或“社会”）的视角来看待经济构成了巨大差别
（波兰尼， ２０００ ）。波兰尼（ ２００７ ： ４７ ）指出，在使用的原则与逐利的原则
之间所作的区分，正是理解近代西方社会这个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关键
所在。借助这种区分，经济终于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政治国家之外出
现了，社会的“总体呈现”被“自我利益”取代了。在这个意义上，波兰尼
道出了莫斯的未尽之言，即关于“经济理性人”的想象是如何产生的。
不仅如此，这样的想象还在实际运作中参与造就了现代社会。 １９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对人和社会基质的全新发现，使它获得了与 １７ 世纪
的宗教等同的地位，这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名而拒斥人类团
结的斯多葛式的 决 定 论 由 此 获得 了世 俗宗教 的崇 高地位”（波 兰尼，
２００７ ： ８８ ）。政治经济学不仅为现代社会的构造提供了一套创世论式的
解释，它还直接参与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和构建。马尔萨斯将工资铁律
建立在人口生育率和土地肥率之上，边沁依据效用原则设计的圆形监
狱、专利制度、人口普查制度等，李嘉图在稀缺性原则上建立的报酬递
减定律（波兰尼， ２００７ ： １０４－１０７ ），不过都是政治经济学这一世俗宗教
的布道场。通过它们，逐利和功效的原则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意识形
态和组织形式。

五、整体的社会和实质的经济

斯品汉姆兰法令对于《大转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型塑了 １９ 世纪
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还在于对它的研究同样驳斥了那种关于市场自
然形成的论调：从 １７ 世纪重商主义国家对国内市场的推动，到 １９ 世纪
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市场的形成之间的跨越，远非自然和自发，这一跨
越由国家主导完成。波兰尼的论述围绕着斯品汉姆兰法令和《济贫法
修正案》展开，前者在 １８３４ 年的废除和后者的取而代之是中产阶级在
１８３２ 年实现权力要求的结果（波兰尼， ２００７ ： ６４ ）。这表明， １９ 世纪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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