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3 - 《社会》2019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最不人性化的市场社会。在任何社会中，礼物赠与从始至终都是一种
“个人”行为，没有丧失它的个人性或自愿性的性质，礼物如果是真的，
赠与的行为就必须是自愿的和个人的（古德利尔， ２００７ ： ６－７ ）。因此，
莫斯所批评的，并不是个体主义式的自我观念以及建基其上的自我利
益观念，而是这些观念并不能代表真实的社会状况或是具有普适的人
性意义。
然而，如果说“自我利益”表述的并非社会和人性的真实情况，那么
作为一个幻象本身而言，它的真实性却毋庸置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怎样从原始社会的“总体呈现”走到了“自我利益”的幻象？怎样从
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实质的市场走到了作为社会组织原则和意识
形态的形式的市场？研究原始和古式社会的莫斯，并没有对此做出回
答。《人的观念》在对西方社会中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分析之后戛然而
止，没有继续探究“经济理性人”如何造就又如何参与了现代社会的运
作。很大程度上，这个工作由波兰尼完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大转
型》构成了对《礼物》的补充，即政治经济学对人和社会的重新“发现”。
对于波兰尼而言，英国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场现代世界观念大转型的
起点和原点。具体而言，这场观念大转型是围绕着 １８ 世纪末期的斯品
汉姆兰法令和《济贫法》展开的，其后果及相关讨论型塑了 １９ 世纪的文明。
斯品汉姆兰法令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最活跃时期颁布的，原本旨在
使劳动力免于无产阶级化，阻止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但最终却讽刺
性地将英国劳动者推向了市场。该法令的失败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并不为当时的分析者所知， ４ 但这一法令的后果

４． 对于波兰尼而言，这一切都可以从该法令颁布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得到解释。斯品汉姆兰法
令的主要方式是工资补贴，即人们即便有工作仍然会被救济，只要他的工资总数低于法案确
定他应有的家庭收入标准（波兰尼， ２００７ ： ６９ ）。首先，当时《反结社法》的存在使得劳动者无法
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自由地结合在一起，否则斯品汉姆兰法令所产生的后果可能不是如它实
际所达到的那样压低了工资水平，而是提高水资水平（波兰尼， ２００７ ： ７１ ）。另外，这一法令设
计本身有诸多缺陷，例如它不区分暂时性和永久性的贫困，而将各种类别的赤贫者与有劳动
能力的失业者混为一群仰仗救济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农场主们由于向劳动者支付工资而得
到补偿，表面上看有益于受雇者，最终实际上是通过公共手段补贴雇主，而济贫负担的压力却
由乡村中产阶级来负担，以致许多救济费用缴纳者本身就是穷人。这不仅推动了雇主阶级的
形成，更可怕的是，最终只有那些依靠救济的人才有被雇佣的机会，那些努力远离救济、想要
自力更生的人几乎不能保证有份工作。然而就整个国家而言，绝大多数人必然属于后者，在
他们每个人身上，作为一个阶级的雇主们都榨取了超额利润（波兰尼， ２００７ ： ８２－８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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