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4 - 《社会》2019年第4期

实质的经济：《礼物》和《大转型》的反功利主义经济人类学

却显而易见：乡间赤贫化、工资水平降低、劳动生产力降低、雇主阶级的
诞生以及乡间大众的道德沦丧。
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工资由公共基金加以补贴并被无限地降低，
当劳动者被迫出卖自己却又得不到应有的价值时，没有劳动者愿意努
力工作而不依赖救济。短短数年之内，劳动生产率就下降至赤贫的生
产率水平。伴随着乡间赤贫化和劳动生产率降低的是劳动者的道德退
化，波兰尼（ ２００７ ： ８６ ）观察到，斯品汉姆兰法令不仅给逃避工作与假装
匮乏以奖励，还在人们努力逃脱赤贫化命运的节骨眼儿上增加了赤贫
化对人的吸引力，它使许多世代定居生活所造就的持重和自尊消耗殆
尽，由此造成了普遍的道德退化。换言之，斯品汉姆兰法令以救助的名
义对个体进行了道义剥夺（韩可思， ２０１６犪 ）。
市场社会的前奏和后果均由斯品汉姆兰法令开启，但其意义不仅
在于促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如波兰尼所说，研究它的重要
性不 在 于 经 济 和 政 治 后 果，而 在 于 “我 们 的 社 会 意 识 （ 狊狅犮犻犪犾
犮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 ）正由此被型塑”，如果说工人从身体上被非人化了，那么
所有者阶级则从道德上被降格了。“传统整合的基督教社会现在已让
位于一个富裕者阶级拒绝对其穷困邻人的生存条件担负责任的社会”
（波兰尼， ２００７ ： ８８ ）。这样的社会，是由政治经济学家们发现并阐述的。
围绕着斯品汉姆兰法令及随后的《济贫法》的大量讨论，塑造了 １９ 世纪
的精神之父们，如边沁、马尔萨斯、李嘉图、达尔文及斯宾塞的思想。在
这个意义上，对斯品汉姆兰法令的研究就是对 １９ 世纪文明降生过程
的研究。
１９ 世纪的英国社会，一方面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财富，另一方
面是乡间的赤贫化，当时的社会理论家在对这个矛盾的解释上争论不
休。最终，是政治经济学带着令人惊讶的规整性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
答，这就是它对人和社会之本质的“发现”。讽刺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诞
生建立在其门徒对被奉为鼻祖的亚当·斯密的误解之上。
对于亚当·斯密而言，财富仅仅是公共生活的一个方面和从属，是
国家在历史的生存斗争中的附属品，并且不能与国家相分离。因此，只
有在“人民所组成的巨大总体”的物质福利这一政治框架内才有可能来
阐述财富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他而言，经济领域还没有成为善恶标准
的法则，社会中并没有一个可以提供道德法则和政治义务的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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