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3 - 《社会》2019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当亚当·斯密和米德用个体的“同情心”来构建市场的基础时，莫
斯和波兰尼则在个体的构成中纳入与“它”的交换关系，由此，他们都将
“关系”置于个体自由的核心，从而为我们开启了对个体和自由的别样
理解。可以想见，以这样的个体自由为基础创造的市场，将完全不同于
基于功利主义个体的市场。通过扩展个人和社会的概念边界，莫斯和
波兰尼实际上为现代社会开出了处方。
在波兰尼看来，良性的社会应当建立在自由、中间团体和工业文明
三个基础之上。其中，自由的关键在于人性的完整和社会的道德，这具
体表现为：首先，一个“保障自由的具体制度”，它既追求合作、和谐，也
具有对抗性和竞争性，自由意味着一个普遍的、允许有多元思想表达
的、受习俗和法律保护的多样性（波兰尼， ２０１７ ： ４９－５０ ）；第二，波兰尼
认为中间团体是构建社会主义的关键，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由各机构团
结一致实现各自功能的自然有机体过程”。基于日常生活的需求（或功
能），个体形成了协会，如工会、合作社、教会、社区组织、市政委员会以
及国家，个人在这些协会的中介下参与日常生活。对波兰尼而言，这样
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或工团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机制，让整个社会来决
定是否消费和生产（戴尔， ２０１７ ： １０６－１０８ ）；最后，正是因为在工业社会
的各种社会机构和协会之中，诸多个体在集体实践中可能增进对个体
之间真正关系的具体理解，生成“社会知识”，即作为有意识的社会成员
对其他个体截然不同的需求的意识，设身处地地考虑其他人的情况，对
他人的需求与无效劳动感同身受（戴尔， ２０１７ ： １１５－１１６ ）。所以，工业
文明的内在趋势有助于这种“将共同体视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式发
展（布洛克、萨默斯， ２００８ ）。
在这里，波兰尼所表达的自由与莫斯类似，是承载义务的自由，是
对他人充分承认和依赖的自由，而自由和道德的实现途径，是通过工业
社会的行业协会或职业群体实现的工团社会主义。莫斯给出的处方与

此惊人的相似：在资本主义语境之下，有必要建立一定数量的以职业群
体为代表的亚群体，作为个人无政府主义与国家集权之间的一个中间
力量（福尼耶， ２０１３ ： ３２１ ）。而莫斯正是在他推崇的互助保险、合作社中
发现了这种工团社会主义，通过改革消费、生产和所有权制度的方式进
行“来自下面的经济运动”（福尼耶， ２０１３ ： １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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