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3 - 《社会》2019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经济。对他而言，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价值在于，只有脱离了现有
的社会，人们才能意识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行为可以被普遍效仿并
且可以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这一假设是多么荒唐。换言之，波兰尼对
形式和实质经济的区分，并非在于区分现代和前现代社会，而是意在表
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过程以诸如互惠和再分配等各种形式
和组织方式普遍存在于全人类社会当中，后者指引和规定了前者的运
作（戴尔， ２０１７ ： ２６６－２６７ ）。如同莫斯所力证的契约的非契约基础，实
质经济的概念意在证明现代经济的非经济基础，即社会制度和组织形
式（波兰尼， ２００７ ： ４０ ）。即便现代社会的市场交换，也不过是人类社会
借以组 织 经 济 行 为 而 实 现 相 互 依 赖 的 人 类 生 活 的 制 度 （ 犘狅犾犪狀 狔 犻 ，
１９５７ ）。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西方社会与非西方或古式社会毫无二致。下
文将表明，波兰尼证明了现代市场社会的“经济学的幻象”（ 犲犮狅狀狅犿犻狊狋犻犮
犳犪犾犾犪犮 狔 ）来自于 １９ 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本体论意义上对人性的误
解以及在认识论意义上对社会的误解，误以为自身的运作建立在人们
的利益最大化这一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功利主义动机之上，正是这种
形式经济的概念阻碍了现代西方社会完整地认识自身。如涂尔干和莫
斯一样，波兰尼亦认为这种建立在个人利益和契约之上的社会观念远
不能满足社会团结的需要（ 犅犾狅犮犽犪狀犱犛狅犿犲狉狊 ， ２０１４ ： ３０ ）。因此，经济
概念的形式含义必须区别于实质含义，前者根本就是欧洲近代社会特
有的幻象，而只有后者“才能产生对过去和现在所有经历过的经济体进
行考察的社会科学所需要的概念”（波兰尼， ２０００ ）。
礼物的流动、互惠和再分配，对于莫斯和波兰尼而言，都是社会得
以构成的制度性要素，他们都选择以制度的分析为起点，探寻经济的动
机和逻辑，而不是相反。他们的发现不同于一脉相承的亚当·斯密、斯
宾塞、马尔萨斯对于人类“利益最大化”的“自然本性”的预设，而认为人
类社会的背后应当是一整套与功利毫无关系的混合的观念形态（ 犎犪狉狋 ，
犔犪狏犻犾犾犲犪狀犱犆犪狋狋犪狀犻 ， ２０１０ ： １８２ ）———“经济理性人”并非自然人。对《礼
物》和《大转型》的重新阅读将发现，这一误解的形成需要经过漫长的思
想史铺垫。

· １ ２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