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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者是历史学的，两者用心揭示的问题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国”之历史
局限性及其在刚到来的世纪对世界和平潜在的严重威胁。
涂尔干之所以在完善其社会理论之后不久很快转向文明研究的构
想，乃因当年邻国德意志“国家高于一切”的看法勃兴，法国国内学界也
出现了不少借保守主义思想排斥国际主义的言论，涂尔干意识到，这些
正在将欧洲推向战争的边缘。
康有为比涂尔干更早意识到“国”之历史局限及其对世界和平潜在
的威胁，不受社会科学规范约束，康氏在陈述其主张时也比涂氏更为直
白。他更明确地将正在全球传播的国族政治模式视作一种扭曲（在他
看来，欧洲国族潜在着为利益而相互结盟和海外扩张的倾向）和历史错
误（在他看来，这种“部落化”的近代政制模式无助于国与国的和平相处
和共同繁荣）。而由《意大利游记》观之，康有为运用的文明概念接近涂
氏及其门生所提供的定义———在文本中频繁出现的“相对文明”，实际
包含着对国族主义文化论的严厉批判及对跨越国族社会的文明体系的
重视。
涂尔干和康有为，一个从共和制出发，在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
摸索，一个从君主制出发，寻找据乱与大同之间的中间环节，两位同龄
人未曾谋面，其叙述方式各异，但有关国族、文明、世界诸问题，他们却
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些结论是两人不约而同的忧患意识的表达。涂
尔干担忧，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不平衡会导致社会（国族）内部的失
序和社会（国族）之间关系的破裂与战争；康有为担忧，欧洲文明的“众
国之竞峙”传统中那些推动国族自强的因素正在成为东方的西方形象
中所有的一切，而这一传统也正在成为不少国人的迷信，让他们误以为
放弃自己的文明传统乃是走向未来的首要条件，其结果将是欧亚的一
个规模巨大的文明可能会从升平世退回据乱世。
不幸的是，随着历史的推演，东西方两位现代思想导师所不约而同
担忧的事情在一个阶段中大部分成为现实。正当涂尔干在为文明的绵
续重新构想人文科学之时，在东方，一统在一度往据乱方向摆动之后得
以恢复，但在 ２０ 世纪这个“新战国时代”，它却不再能保持其内在品格，
这就使“国”消化了文明。 ９ 在完成其关于文明之人文科学的纲领性论
９． 如甘阳（ ２０１８ ： １ ）指出的， ２０ 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是，“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
代‘国家’的巨大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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