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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述之后不久，一战爆发，涂尔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批判，但
他没能等到战争结束便在悲痛中病逝了，而即使他能熬过战乱，他所目
睹的也不是他期望的结盟，而是“国竞”在欧洲的重演及国族制度的世
界化。
康有为 １９１３ 年回国，在东方，他所体验的不同于涂尔干领导的学
派所经受的“牺牲”，而是共和制战胜君主制、新文化破除旧传统的转
变。此前，他不仅已关注到欧洲国族竞相扩张，看出“托于文明，其灭国
皆不明言，其割地尤欲徐至”（康有为， ２００７ ：卷五， ３２５ ），而且也关注到
旨在超越“国竞”的盟约体系（如维也纳体系）的出现，更亲往奥匈帝国
和奥斯曼帝国 故 地，考 察 这 些 一 统 政 制 的 现 代 命 运 （章 永 乐， ２０１７犪 ：
１０８ — １４０ ）。 ２０ 世纪刚来临，回国后，康有为先后加盟于袁世凯、黎元
洪、张勋等“旧势力”之中，一战结束后，他继续带着天下理想思考新旧
盟约体系的是非，最终在北伐军进入江浙之时突然在北方辞世。
从某个角度看，相比于康有为，涂尔干是幸运的。在其传人的卓绝
努力下，他的事业在一战后持续得到发扬光大。基于他建立的基础，法
兰西学派展开了系统的文明研究，他们中有不少人致力于在“古式文
明”中鉴知现代国族社会相互间关系的根基，包括“人之初”（“原始社
会”）交换体制（莫斯、列维—斯特劳斯）、欧亚古代文明（如中国和印度）
的关系（葛兰言）和阶序（杜蒙）、社会—宇宙论传统及“原始思维”之于
现代科学思维的“异趣”（列维—布留尔）。在法兰西学派中，汉学家葛
兰言眼光向东，在中国上古史中发现了与罗马帝国支配政治模式有着
鲜明差异的人伦式文明体制（ 犌狉犪狀犲狋 ， １９３０ ）。葛氏对这一远东文明体
制的叙述不少方面堪与康有为的道德之说相通。如葛兰言指出的，中
国文明来自乡野，而乡野给予它的养分不是乡民的自我封闭心理和共
同体制度，而是经由山川实现的跨社群“盟约”。“盟约”这个文明基质，
使历史上的中国充满内在多样性和外在关联性，既规定了社会形态，又
界定了王者作为上下（政治和宇宙观意义上的“上下”）内外（广义的自
我与他者关系意义上的内外）关系德性典范的属性。
法兰西学派时而用社会学时而用民族学来界定“人文科学”，直到
列维—斯特劳斯借用“社会人类学”一词来统称这个领域宽广的学术门
类之后，情况才发生改变。如果可以说在涂尔干社会学思想基础上建
立民族学，成就了后来的“社会人类学”，那么也可以说， ２０ 世纪上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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