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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存在某种差异，他中之要者莫过于涂氏借助史前史、考古学和民族志的
证据，拆除了 １９ 世纪英国社会思想家们在野蛮与文明之间树立起来的
边墙，从而提出了一个适用于所有社会的理论，而康氏则依旧保留着启
蒙进步论中文野之别的观点。如果说“康氏改质从文，实以夷变夏”，意
在破除中土氏族—国家、家国传统，宣扬西方进化论（曾亦， ２０１０ ： ２ ），那
么，西方社会学家涂尔干之学，便可以说比康有为更接近于儒家之“文
质彬彬”观点了。另外，有趣的是，如果说近代法国与德国“一般思想”
有异，前者用“文明”压抑“野性”，后者为了强化民族文化而倾向于保留
乃至发扬“野性”（埃利亚斯， ２００９ ），那么，康氏观点实比涂氏理论更接
近于近代法国的“一般思想”，而有别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化观（这不免
使我们想到这一点与其对德国政制的向往存在着严重矛盾）。然而，涂
尔干之所以要破除文野边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现代性主张———这位
“西儒”致力于为共和制找到古老的“民间”文明基础，而康有为之所以
要保留文野边界，甚至为此而舍弃古代“文质彬彬”的理想，兴许是因为
他更倾向于在后世所称“轴心文明”（ 犑犪狊 狆 犲狉狊 ， ２００３ ）之基础上思索现代
性———文明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能。正因如此，在《论语注》中康有
为才说，“孔子肇制文明之法，垂之后世，乃为人道之始，为文明之王。
盖孔子未生以前，乱世野蛮，不足为人道也。盖人道进化以文明为率，
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康有为， ２００７ ：卷九， ４４５ ）。
涂、康二氏之异，也许也与前者对 １９ 世纪进化论的扬弃及后者对
同一思想主张之弊端不加追究的态度有关。然而必须指出，有关文明，
二者间的认识分殊并不是根本性的。与涂尔干一样，康有为将类似于
启蒙主义的文明构想悬置在未来理想这个层次上，使之有别于事实上
的文明进程，他在自己的文明史论中杂糅了传统中国的治乱史观（梁启
超， １９９８ ： １３７ — １４４ ），以之衡量欧亚不同的升平程度。在他笔下，文明
不像启蒙思想家想像的那样，直线前行，不可逆转，而总是会深受其所
在的大的地理和政治心理环境之约束而在乱与治之间来回摇摆。文明
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程度上的，要理解据乱与升平程度的不同，首先要
理解地理和政治心理环境的差异，可以认为，在附文《论五海三洲之文
明源土》中，康有为试图做的正是将治乱史观普遍化。涂尔干通过去除
文野之别实现了文明研究的普世化，康有为通过在进步文明论中杂糅
治乱史观实现了其一统文明主张的普世化，前者的气质是社会学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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