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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建立起来的法国社会人类学，是一个有其独到关怀的学统。它既不同
于以英国为典型、以研究海外殖民地社会为主要任务的“帝国营造人类
学”，又不同于以德国为典型、以研究本国一般传统为主要旨趣的“国族
，
营造人类学”（ 犛狋狅犮犽犻狀 犵 １９８２ ）。作为第三类，它的基本旨趣在于研究、
理解和推进介于社会（含国族）与世界之间的文明形成。带着这个共同
旨趣，法国社会人类学家有的将交换—结盟的社会和思维形态视作在
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结构”，有的将亚洲文明传统（如中国和印度）和“原
始思维”视作他者，致力于借之反观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方式的问题。
而无论采取何种学术路线，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在其研究中都充分表现
出对先在的、优先于“政治社会”的社会和超社会纽带的重视。
“学科后发”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与法兰西学派立足于“第三方”对
“帝国营造”和“国族营造”学术所提的替代性方案距离甚远，其身陷社
会与世界二元对立概念的陷阱的程度也很深。相比于法国社会人类
学，在康有为逝世之后不久开始得到格式化的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其
奠基人也有一大批是从法国学成归国的（如凌纯生、杨、李璜、卫惠
林、杨成志、柯象峰等）（ 犡狌犪狀犱犑犻 ， ２０１８ ），但由于其产生的年代为“国
难当头”之时，这些学科在中国变换了身份，成为“国族营造”事业的一
部分，其民族志和“微观社会学”（社区研究）大多关注多民族“帝国”诸
族系和传统融为国族的历史及这个国族在遭际“海洋帝国”工业势力冲
，
击之时所面临的“内发现代化”使命（ 犠犪狀 犵 ２０１７ ）。这些“在中国的西
学”，也触及文明和文明关联现象，但总是将这些现象归结为国族（即
“中国民族”）内诸族系相处的历史迹象。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国人转
而将此类现象等同于古代国家建立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将文明
史改编为与社会实体之间的区域关联无关的阶段性社会形态。结果，
倘若社会人类学也存在于中国，那么，这门学科的旨趣便既非“帝国营
造”又非“文明复原”。尽管它时而也表现出对“帝国营造人类学”的向
往（如民国和近期出现的若干对域外的“民族志研究”），对于法兰西学
派所定义的介于社会与世界之间的中间现象（文明）它却向来缺乏兴
趣，而是安于以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方式复制对社会与世界的非此即
彼的区分。一旦这些成为习惯，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趋近于文明现象的
论述（如多民族国家和“中外交通史”论述），便不会被尊重为“思想”或
“理论”，而那些带有最强烈社会与世界二分的论述（尤其是以国族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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