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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回到其在《实理公法》、《康子内外篇》等著述中阐述的哲学思想，进一步
汇通中印西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大同思想、众生平等观、空想社会主义、
进化论等，追究了人类之“苦”的根源，批判了有史以来存在过的众多不
合理制度，勾勒出了太平理想的轮廓。完成《大同书》后，康有为对现实
愈加关注，撰述了大量时评。游历近代欧洲强国，如德国、法国、英国
时，康有为考察了所到之处物质文明的政制和教化基础；游历有辉煌往
昔的意大利时，他去了“历史的现场”，领略古罗马一统遗迹，追究其兴
替分合之因由。
不受实证主义民族志研究规范的约束，康有为毋需久居一地践行
“田野工作法”，而是畅游四方。他也无需固守科学论述的语法而能畅
言感悟，他的内心世界里更没有学科格式化后人类学研究者通常有的
纠结。关于“纠结”，法兰西学派 ２０ 世纪中期的大师列维—斯特劳斯
（ 犆犾犪狌犱犲犔é狏犻犛狋狉犪狌狊狊 ）曾说：
一个人类学家的两种不同态度，也就是在自己的社会是
批评者，在其他社会是拥护随俗者，这样的态度背后有另外一
个矛盾，使他觉得更难以找到脱逃之路、解决之方。如果他希
望对自己的社会的改进有所贡献的话，他就必须谴责所有一
切他所努力反对的社会条件，不论那些社会条件是存在于哪
一个社会里面，这样做的话，他也就放弃了他的客观性和超然
性。反过来说，基于道德立场上的考虑和基于科学精确性的
考虑所加在他身上的限制而必须有的超脱立场（ 犱犲狋犪犮犺犿犲狀狋 ）
使他不能批判自己的社会，理由是他为了要取得有关所有社
会的知识，他就应避免对任何一个社会做评断。在自己的社
会要参与改革运动就使他不能了解其他的社会，但对全人类
都具普遍性了解的渴望欲求得到满足则又（意味着）不能不放
弃一切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列维—斯特劳斯， ２０００ ： ５０２ — ５０３ ）
康有为是帝制末期的改革家，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有其批评，他意
识到“国人之思想，束缚已久”，因而致力于“解二千年来人心束缚”（梁
启超， ２００６ ： １０５ ）。但在对自己社会展开自我批评时，他并没有自动变
身为另一个社会的“拥护随俗者”。当意识到媚外心态正在中土蔓延之
时，他更加相信，超越我者与他者有其必要。而在致力于通过西方文明
的亲身考察引导国人走出“西方迷信”之时，他也未曾放弃改良自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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