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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的“宗教”可谓“人道”，追求“公”字所意味的一切，因此，“教之弱亦因
之”。然而，“人道教”却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治古民用神道，渐进则用
人道”，“故孔子之为教主，已加进一层矣”（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６８ ）。
除了孔子之教外，古代中国也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者”，如张道
陵，他“尊天尚仁，又有符咒之术，道术全备，殆与耶同”。后来道教的张
角则“几成教皇”。但这一神道教一直没能像孔教和佛教那样获得主流
地位，这是因为“孔子与佛，皆哲学至精极博，道至圆满”，“而耶苏与张
道陵，则不待是”；“耶苏与张道陵所生同时，惟张道陵不幸不生于欧洲，
故其道不光也”（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３３ — １３４ ）。康有为认为，孔教或“人道
教”含有一种尊重人情自然的教理，对于克服纷争与虚伪有着重要作
用，“如此粗浊乱世，乃正宜以《春秋》治之”（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６８ ）。

六、佛、“五海三洲”与文明互动

《意大利游记》在旅行记之后收录的附论之一《旧说罗马之辨证》，
在文体上尤其接近古代异域志。在该文中，康有为勾勒出汉时罗马帝
国治下藩属王国、城郭、邮亭等构成的控制网络，概述了罗马之物产、人
种、习俗的一般特征，介绍了罗马剧场、城邑、王宫、斗兽剧场、会议国
事、王权、贸易、货币等的情况。接着，康有为还考察了中西之间的交通
路线及文明交流状况。康有为说，罗马与汉朝一个居于欧亚大陆极西，
一个居于极东，但相互之间民间往来古已有之，各自帝王也早已谋划互
通。汉时，“罗马既有骆驼之队商以通波斯，筑石道自埃及达幼发拉的
河，又有商艘百二十往来于印度，凡玻璃、纸、瓷、织染、金银工雕刻品，
皆通商之品也”（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３９ ）。然而，罗马与汉朝之交通却也常
常受阻，个中原因是安息商人“争利垄断”。甘英出使西国，计划渡海之
时，安息商人 背 后 作 梗，散 布 谣言 说，“海中 有思慕 之 物，往 者 莫 不 悲
怀”，“甘英愚怯，辜负班超凿空之盛意”，在其西行路上止步，这使汉朝
错过了与罗马交接的机会。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４２ ）评论说：“至今中西亘数
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则甘英之大罪也。”
康有为花费了不少笔墨比较中西之异，与此同时，他也尤其重视追
寻二者之间相通的历史轨迹。除了在《旧说罗马之辨证》中表露出的对
中西交通和贸易的关注之外，康有为对中西精神领域的互通也极其关
注。在《罗马之教（附论耶教出于佛）》一文中，康有为提出了“耶教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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