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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之自然”，有人伦亲疏之依据。相形之下，罗马则缺乏这类系统，而是粗
略“以意大利为己国，而后次第平列邦”（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０６ ），在统治者
与被统治者之间划出一条二分界线，没有中国曾经广泛实施的中间型
制度。罗马“以其有内国、外国之分，故日事征伐，以辟土为事”，“我国
自汉后，以禹域为内国，此外皆夷狄，无诸夏之一义矣。夷狄则部落散
漫，粗羁縻之，无足与较，亦无可畏忌。于是专事内治，而不事征讨”（康
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０７ ）。内外二分体制与多层次圈层等级体制，一个使罗马
强大，一个使中国保守其疆域。相比而论，前者有着更有效推进帝国疆
域扩张的功用，然而同时，这种空间扩张是以帝国无以长治久安为代
价的。
“罗马虽乘埃及、巴比伦、亚西里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希腊诸文明
国之汇流，以一统大国名于西土，今欧人艳称之。然以之与我汉世相
较，有远不逮者”（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４１ ）。在附文《罗马与中国汉世比较，
罗马不如中国者五》中，康有为阐述了他对罗马与汉朝之差距的看法。
他认为，相比汉朝，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不平等远为严重，百姓的社
会流动自由远为有限，暴力事件（“乱杀”）不仅频发于豪族与平民之间，
而且充斥在统治者的政治生活中，“统观罗马一统之业八百年中，当国
有位号之人以百数，能保全者不及十主”（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４６ ）。家族伦
理治理方面，制度虽与中国同，但“其淫乱之俗，则不及我国远甚”，“废
后、杀子、弑母，不可殚数”（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４７ ）。导致罗马出现此类问
题的主要原因是，罗马“立国无纪”（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４５ ）。在康有为看
来，武功可以催生帝国，但文治才是文明的追求。遗憾的是，正是在文
治这方面，罗马远不如汉朝，个中原因与罗马的政权构成有关。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圈子至多推及拉丁人，更长期待罗马一城之外
各国百姓为平民，视征服地域为藩属地，“遣都护治之”。这些“都护”出
身贵族，行为纵恣贪暴，不愿对其治下人民进行文明治化。因此，帝国
疆域内未能移风易俗。个别“团体”，如日耳曼，在习得罗马法律、风俗
之后，则可能渐渐借之谋取独立政权。故而，“其将相吏士之所自出，文
人学士之所发生，政事礼俗之所盛行，图书戏乐之所开发，繁华盛大之
会集，实只有罗马一城之内，并不能远及于意大利之封域焉”（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４２ ），而夫意大利之方域仅比中国的省域，出了罗马城，则“尚杂
蛮族未开化者无数”（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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