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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了新旧两教对欧洲统一与进步的不同作用。结束意大利之行后，康有
为五月十六日从瑞士进入德国，开始其德国之游。在《德国游记》中，康
有为叙述了自己对“日耳曼三杰”之一路德（其他二杰为“哲理之杰”康
德和“功业之杰”俾斯麦）的看法。在康有为看来，路德建立的新教对欧
洲各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根本上动摇了旧教一统欧洲的局面，使欧洲
进入“分国”和宗教战乱阶段。从一个角度看，这个转变可以说是从“升
平”退为“据乱”，其造成的结果距文明甚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
个转变却不是没有正面意义的。新的“据乱”其实含有另一种“升平”的
因素，“分国”使欧洲出现众多独立政治实体，这些实体“众小竞争”，推
动了进步。与此同时，为了在均势之中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欧洲形成
了“万国公法”。路德宗教改革破坏了“一统”，使欧洲归于“封建”，但也
促进了立宪、竞争、改良、平等、社会治理，甚至有助于欧洲国家势力的
海外拓展（章永乐， ２０１７犪 ： ６８ — ７０ ）。
然而，康有为并不认为，给欧洲新文明建设带来巨大益处的路德宗
教改革就是治疗近代“中国之病”的良方。他认为，相比于“分国”之下
的欧洲人，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统之世，面对的国家远比近代欧洲小国
规模大，因而尚未实现内部运行机制的精密化，留有极大的自由，在营
业、建屋、经商、习工、开学、为医等方面，都无需如欧洲国家那样以官府
许可为前提，并且，税负也远低于欧洲列国。中国百姓与官府关系的松
散固然导致“民气散漫，民质拖沓”，有必要向欧人学习，形成“整齐严肃
之兵气”，但 毫 无 必 要 放 弃 有 利 于 升 平 的 “合 国”天 下 制 度 （章 永 乐，
２０１７犪 ： ７４ ）。在《意大利游记》中，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５ ）认为，从孔子三世之
道来考察，路德新教虽推动了欧洲的进步，但总体来看，“吾昔者视欧美
过高，以为可减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欧洲“至今未能尽
其升平之世”，是因为“今欧洲新理，多皆国争之具”，“一二妄人，好持新
说，以炫其博”，“迷于一时之权利，而妄攻道德”。这些都使欧洲“去孔
子大道远矣”。而在当时的中国，不少人“辄敢攻及孔子，以为媚外之
倡”。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６５ ）担忧这些“媚外”言论会“使己国数千年文明尽
倒”，退化为“国争”、“险诈”的据乱状态。
五、中西文明之异

在《西方作为他者》（王铭铭， ２００７ ）一书中，笔者认为，近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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