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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中”的“文明之国”，其所努力“尽揽掬而采别掇吸之”者为十多个因在
“政教、艺俗、文物”诸方面都有成就而“都丽郁美”的国度；另一方面，他
深知，孔子历也是按照西式“累积性时间”（ 犃狏犲狀犻 ， １９８９ ： １１９ — １６３ ）来
设计的，模仿的是“耶稣生后某某年”的做法，而若不将“光绪某某年”解
译为西元某某年，人们将无法清楚得知其时间定位。这种混杂性，可以
说是“朝贡式”包糅着“朝圣式”，但又不尽然，因为康有为并没有将欧洲
浪漫化为存有“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之山或佛教西天，而是不断重申其
周游列国的使命在于对诸文明“淘其粗恶而荐其英华”。由于这些复杂
心境，康有为采取了一种拟科学姿态，借之展开跨文明比较。
康氏的跨文明比较多为横向，广泛涉及欧洲文明整体与印度、埃
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之间的差异，然其主要关注点是中西之异，尤其
是古希腊与古罗马之间的差异及近世王权国家（如英国、德国）与共和
国家（法国）之间的差异。然康氏并不满足于横向比较，而总是将之与
纵向比较结合起来，将差异与文明进程的阶段性联系起来，得出价值判
断。总体而论，这个来自阶段性文明进程观点的价值判断，其总旨趣为
大同，而内涵为有助于天下迈向／返回大同的升平。如前述，对康氏而
言，无论是武功还是文治，抑或是其杂糅形态，只要有益于克服文明内
部的裂变分支，在康氏看来都是有助于升平的、正面的、有德性的、可欲
的，反之则不然。文野之别既是如此，则相比于近海小邦，欧亚大陆核
心地带的大规模古文明帝国相对优越；相比于一统不足的英法，德国相
对优越。在《意大利游记》中，康氏更重视考察中西之异，认为相比于一
统时间较短的罗马帝国，一统绵续久远的中国远为优越。
借游历罗马之机，康有为集中思考了中西一统的不同历史气运。
结束罗马之行时，他写下《罗马沿革得失》一文，表达了他对罗马文明兴
衰的看法。康有为认为，罗马帝国与秦帝国的建立时间相仿，但与中国
不同的是，它的兴起没有三代之盛的背景。三代文明已蔚为大观之时，
开创罗马帝国的意大利之地，“盖野番部落云耳”（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００ ）。
孔子时，此地曾“废王而改为共和政体”，因袭“部落之俗”，实行“团体政
治”，不行“君主政治”（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０１ ）。此阶段意大利虽还没有文
明大国，但罗马人占据要冲之地，渐渐扩张并“征服诸蛮”。那时，希腊
数岛已文明化，而欧陆尚处于未开化状态，“皆同野番”。在中国秦汉之
时，罗马才出现一批大将，将意大利势力扩张到地中海沿岸，“兼吞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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