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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相比之下，“欧洲数千年时之有国会者，则以地中海形势使然。以
其海港汊冱纷歧，易于据险而分立国土故也。分立故多小国寡民，而王
权不尊，而后民会乃能发生焉”（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８７ ）。
基于这一看法，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８６ ）形容日耳曼帝国，说它“土番部落
杂沓，政体不一”，如同“今吾粤僻处各乡械斗”，如同“苗、瑶、黎、僮各
种，分据山涧，各立酋长”，如同“云南、贵州各土司，千年战争，皆自小部
落并吞为大部落”，即使到“欧洲中世封建之时”，日耳曼帝王“仅以虚名
拥位”，大受“国会豪族”钳制，如同“他地野番之部落，会议盖多，但无从
得文明以立国”。
康有为之所以在承认希腊、罗马文明成就的前提下，否定其“得文
明以立国”之可能，不是因为他对欧洲心存偏见，而是因为通过欧洲这
个案例，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害”的严重性及通过“合国”而抵近“大
同”理想的重要性。康氏从亚非诸古文明之宏大与欧洲“小国寡民”、帝
统飘摇的比较中得出的看法确实含有某种主观倾向，而其将希腊罗马
王权与华南乡族、西南土司相比拟的做法，也确实含有将欧洲文明“矮
化”为“野蛮”的问题。然而，这些主观倾向和问题的存在并不源自文化
偏见，相反，如康有为一开始便澄清的，他的欧游有为治疗近世中国找
寻药方的目的。只不过，与那些将西方一概视作“良方”出产地的西化
论者相比，康有为更为谨慎，在其“揽万国之华实”之时，他还要“考其性
质色味，别其良眓，察其宜否”（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３ ），甄别经验与教训。从
《大同书》关于文明与战争关系的考察来看，对于直至 ２０ 世纪初人类经
历的历史，康有为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在他看来，无论是野蛮时代的
部落，还是文明时代的帝国，本质上都既产生于战乱，又激发着战乱，同
是人类之“苦”的根源。因而，野蛮与文明之别仅是程度上的。由于前
者重分，后者重合，主张大同的康有为倾向于后者。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感叹说，“统欧洲自罗马以还，大战八百余，
小战勿论，其膏涂原野”，直到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依旧如此。“近年
俄大举攻突，英、法大战俄而救之。意各国内攻，遂图统一，联法破奥，
战祸十一年而后成。其后奥、普联击丹麦，大破之。普、奥各以三十万
人大战，普大破奥；而奥又以八万人破意。德兵八十五万破法兵三十二
万于师丹，焚 其 全 城，围 巴 黎 百 日。俄 复 攻 突，大 战 三 年。”（康 有 为，
２００５ ： ６７ ）追根溯源，康有为认为，欧洲之所以频发战乱，与其缺乏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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