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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文物的整体相连。他不认为这一整体存在于原始人那里，也不认为它
普遍存在于任何有国家的社会之中，而是相信，它只有在武功完成之
后，文治教化弭平帝国的“野性”并惠及广大区域之后才可能形成。按
其“三世说”，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是把“据乱世”挽回到小康的“升平世”
的正面势力。“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文明尚未成为“国”的内在特
征；“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通过以人文化成天下，虽未抵达“天下远
近大小若一”的境界，却大大减少了内部种族—文化差异，同时与“夷
狄”形成区分。康有为（ ２００５ ： ５６ ）承认，文明是“进化之定理”的一个环
节，人本“性如猛兽”，在“部落相争”阶段雄者割据，随着交通和教化的
拓展，进入众多小酋邦合为一国的阶段，其中经历的历史充满战争血
腥，在上古中国如是，在埃及、希腊、叙利亚、巴比伦、罗马、印度、波斯
“亦莫不皆然”。尽管其文明论述有文野二分论之嫌（儒家正是认识到
康氏思想这一缺乏“文质彬彬”属性的特征，才将之视作非儒主张看待
的），康氏还是并不相信“野”会自动随着“文”的兴起而逐渐消退。总结
诸文明形成的历史，将之与非洲、美洲无文字“诸蛮”相联系，康有为
（ ２００５ ： ６８ ）认为，“愈文明则战祸愈烈”；还认为，之所以如此，乃因“有国
竞争”。吊诡的是，“国”又是“人道团体之始”，即使它带来问题，也是
“必不得已”。因而，对文明的是非不能给予绝对判断，而只能从相对
的、比较的态度加以审视。作为用于描述历史事实的概念，“文明”不带
价值上的追求，也可以用来指与“战祸愈烈”相关的转变，但作为价值，
康有为显然倾向于沿用古代中国“文明”的原意来指相对可追求的“文
明以止”（《易经》，尤其是王弼注中所谓“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之
类的做法，其对反的做法则为在他人不服的情况下以威武制之（黄兴
涛， ２００７ ）。
康有为五月六日到达罗马，当日即畅游圣彼得大教堂。七、八日，
游斗兽场、奥古斯都宫、尼罗王国等。九日游梵蒂冈、圣保罗大教堂、博
物院。十日，又游几所宫殿名胜。十一日，探访元老院故址等。十二
日，参观凯撒墓。十三日参观议会、大学等。所到之处，康有为细察古
迹、文物、美术，对之赞叹有加。这些遗迹除了给康有为美感上的愉悦
之外，还构成一条时间隧道，由此他“返回历史现场”，考察文明之进退。
康氏热爱古物，但并不因此而热爱其承载之历史的所有一切。对
于罗马古迹所反映之罗马帝国的暴力支配特征，康有为站在“仁”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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