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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同之处，所以，也不能认为是西方文明导致了意大利物质文明的落后。
对康有为而言，意大利之所以落后于他国，主要原因在于罗马一统的衰
落以及近世意大利相较于英国、德国的“据乱”。
从大的方面看，在康有为那里，“文明”可指人类从“野蛮”升入“教
化”的进程。这是由融通儒家文明教化思想和启蒙思想后得出的看法，
有别于稍晚时期法兰西学派的定义。
为了理解社会与文明的普遍事实，涂尔干回归“原始”，在“他者”那
里寻找“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以供欧人鉴知近代得失，克服文明的环
节式分枝裂变问题（即“分”无助于“合”的问题）。为此，涂尔干（ ２００６ ）
不仅拓展了“社会”的边界，否定了“野蛮人”缺乏道德境界的进化论看
法，还拓展了文明概念的边界，使之可用以形容自原始时代就有的历史
悠久、地理空间分布广泛的“超社会体系”，如民族志和史前史发现的由
交换和结盟支撑着的大规模区域关联网络（王铭铭， ２０１８犪 ）。如此一
来，在法兰西学派中，“文明”早已不指城邑出现后由国家、文字、公共设
施、财产权、阶级分化制度等构成的系统，而指社会实体置身其中的区
域性“道德生境”（ 犕犪狌狊狊 ， ２００６ ： ５７ — ７４ ）。
不同于涂尔干，康有为没有对文明做如此理解。他不是不关注民
族志和史前史，从其《大同书》观之，康氏对于世间众生采取佛教式看
法，他自称能够与“大地之生番野人、草木介鱼、昆虫鸟兽”感同身受（康
有为， ２００５ ： ４ ）。这两点足以使康氏对人之初的“自然境界”有其认识。
然而，他所追溯的历史、眺望的未来却带有相当强烈的进化论色彩；他
相信，较高文明是由较低文化演进而来的，而文明与野蛮有着截然之
分。这使康有为与同时代西方人类学家有了区别，后者自 ２０ 世纪初便
大多采用种种民族志素材来表明“野蛮人”的德性并不低于“文明人”
（ 犅狅犪狊 ， １９７４ ；路威， １９８４ ）。然而，我们又很难说康有为是个严格意义上
的社会进化论者，因为在这方面康氏的具体叙述其实多半有古代经史
意味。他引据“公羊三世说”，主张以“太平世”为历史目的论来拷问“历
史的未来”。他一面以据乱、升平、太平来理解历史进程的线条，一面保
持着循环式的治乱史观，试图以之鉴知太平世到来之前，“升平”退化到
“据乱”的潜在可能。如果说“据乱”就是“野蛮”，那么，它既可以指进化
史的一个“史前”阶段，可以指文明未开的年代，又可以指文明退化的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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