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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杂糅着对进步的“治”的祈求，防备着退化和衰败，康有为对文明展
开了大大不同于 １９ 世纪末西方原始主义的叙述。康有为的文明叙述
出发点是一种主张。他认为，作为中国文明的传人，国人担负着继承和
光大这一文明的责任。康氏一面担忧西化心态会使中国“国亡种灭”，
文明衰败，一面重视理解西方文明的内涵，希望其获得的有关西方的知
识有助于中国与西方“其进化耶则与共进，退化则与共退”。以此观之，
康氏之所以揭露西方文明的缺点，并不是因为他有意拒绝西方文明，他
试图做的主要是引导国人放弃将西方他者当作“超人”的做法。他深
知，迄今为止，所有的人类文明都不完美，各自都既有优点也有缺憾，妥
当的文明认识应建立在对社会、国家、文明之类存在方式的不完美性之
认识基础上。康有为（ ２００５ ： ４ ）认为，有了这种认识还不够，知识人还应
要抵近与其他文明苦乐与共的境界，要充分认识到，这个境界的内涵就
像“电之无所不通”、“气之无不相周”那样，不受政制疆界局限。
康有为对“国亡种灭”的焦虑杂糅着他对“后原始文明”的历史命运
的焦虑，形成某种后人不易理解的心态。当下以世界公民身份自居的中
西知识人，兴许会将这一心态与国族的“文明自负”（ 犕犪狌狊狊 ， ２００６ ： ４１ —
４８ ）相联系，然而，康有为却从来没有将文明视作是个别国家或民族所独
享的，他“实际看重的是中西文明中那些适用于全人类，能够为实现其大
同而服务的因素”（谢冰青， ２０１２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康氏虽心存“国
亡种灭”的深重担忧，却并不像他的后世们那样将文明“国族化”。
在不少地方，康氏与涂氏一样用“文明”来指有共同历史根基和“道
德生境”的诸“文化圈”，它们不仅包括埃及、印度、古希腊、罗马，而且包
括巴比伦、阿拉伯、波斯，甚至美洲。康氏对 １８ — １９ 世纪的考古学和历
史学研究成果相当关注，也善于运用它们来表述他的观察，论证他的主
张。在文明之地理空间的分布广度上，康有为的看法接近于涂尔干。
在解释文明的源起、成长与影响时，他总是将文明所在的更广阔地理区
域联系起来，从诸如环地中海地区、南亚、两河流域、东亚之类大区域对
不同文明的滋养入手，分析文明生成与成长的历史，考察文明影响的
“超社会／超王国／超国族”人文地理广度。
也与涂尔干一样，康有为以“文明”同时指现象和价值。对涂氏而
言，文明价值被事实所包含，缘于社会内外关联之现象本身（ 犕犪狌狊狊 ，
２００６ ： ３５ — ４０ ）。康有为的文明价值多与其所关切的国土、政教、艺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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