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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的“西方论”是在欧洲势力推进到东亚这个大背景下，基于之前的意象
生成的，此时之“西方”与欧洲这个“他界”最直接相关，但其表征却与之
前相继出现的“西王母”、“西域”、“佛国”、“西洋”等古代地理—宇宙论
的异域定位藕断丝连。古代地理—宇宙论异域定位含有丰富的他者观
念，这些他者观念有的确实有圈层等级（核心圈、中间圈、外圈）色彩和
“中国中心主义”世界秩序论内涵（费正清， ２０１０ ），但其对我者／我方与
他者 ／他方的理解却并不单一，既有朝贡式的，又有朝圣式的。朝贡式
的理解将我者视作位居“中央”，既高于他者，又有必要涵盖后者；朝圣
式的理解则反之，视他界为高于我界者。故而，可以称前者为“帝国之
眼”，后者为“他者为上”。如果说朝贡式是从“来朝”来理解内外关系，
那么，也可以说，朝圣式是由“往复”于内外实现我者之超越的。两种样
式的他者叙述自上古就出现了，在秦汉之后，二者长期交杂，势力此消
彼长。大致而言，在盛世，朝贡式势强，朝圣式势弱；在乱世，朝贡式势
弱，朝圣式势强。
康有为出生之前半个世纪，朝贡式依旧保持着强势；那时，自负的
欧洲王国之使华尚被理解为“来朝”，而天朝依旧在宫苑格局中展现着
其世界中心地位（ 犛犪犺犾犻狀狊 ， １９８８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巨变年代，其时，
朝贡式在外力的挤压下势力开始走弱，士人中开始萌生物质、制度、精
神各门类的西方主义意识，至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康有为汇通中西印，游历
大江南北之后，这一意识获得了某种“朝圣式”特征。
然而，无论是“朝贡式”还是“朝圣式”，若单独运用，都不能充分表
达康有为游欧时的心境。清末国人实已知晓天下不过是万国之一，而
康氏周游列国，并非以“征”为名义，而发生在其流亡海外阶段，无论是
其处境还是其心境，都有别于同时期从西方帝国主义宗主国或其属地
出发前往他界的旅行者（ 犘狉犪狋狋 ， １９９２ ）。当时的中国处在“逆境”而不是
“顺境”，在海外，康氏自担“保皇”使命，内心还是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
“朝贡式”的认识姿态，满怀热情地努力尽揽万国山川、政教、风俗民情、
文物遗产。在标注旅行记之完稿日期时，康有为似乎也“我者为上”，没
有采用西式纪年，而是运用他与梁启超发明的孔子纪年，以之替代王朝
纪年，但容许在具体叙事时以旧历和王朝纪年来标注时间，之后再加注
出格里高利纪年。然而，与此同时，一方面康氏必须以有具体限定的
“朝圣式”表明其所游历之国并非过去的“诸番”“岛夷”，而是“大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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