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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是说，作为罗马帝国之根基的团体政治，使其在一城之内完成的文明创
造得以在团体内共享，到了近代，这种团体内文明共享之习惯又得以在
欧洲分立诸国内部发扬光大，以“分”为方式，促进了欧洲文明教化。相
比之下，中国在显露出突出优势的文治方面往往也暗藏不如人之处，
“汉世百郡千县，并设学校，皆有文学掌故；博士弟子，诵经习礼，大学生
至三万人，而边人皆得论秀入官，执政典兵；至今英、德、法、美，每一大
学，学生无过万人者，合各国比之，尚不及我汉世”（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５３ ），
但“我国虽号文明，所有宏丽之观，皆帝王自私之，否则士夫一家自私
之，则与民同者乃反少焉”。这一因素起作用之后，便“亦让欧人先我百
数十年”（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４８ ）。
如前所述，康有为发明了孔子纪年，这一纪年法仿效西元以耶稣诞
生为纪年起点的做法，以孔子诞生之年为元年（孔子生于周灵王廿一
年，鲁襄公廿二年，即西元前 ５５１ 年）标注历史的累积过程。孔子纪年
法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就已出现（萧公权， ２００５ ： ２９３ — ２９５ ），最早在光绪
二十一年康梁所办《强学报》施以公用，用意在于通过放弃帝王年号纪
年以推动维新。梁启超 １９０１ 年在《清议报》发表文章解释了新创这一
纪年法的用意。他说，“吾中国向以帝王称号为纪，一帝王死，辄易其符
号，此为最野蛮之法，秦汉之前各国各以其君主分纪之，尤为野蛮之野
蛮”，之所以说“野蛮”，乃因此纪年法“于考史最为不便”（梁启超， ２０１４ ：
７５ ）。康有为于是主张加以废弃。当时，国内对于废弃帝王年号纪年之
后中国应采纳何种历法存在着广泛争议，有人主张耶稣降生纪年，有人
主张黄帝纪年，也有人“倡以尧纪元，以夏禹纪元，以秦一统纪元者”（梁
启超， ２０１４ ： ７６ ）。康梁认为，“泰东史与耶稣教关系甚浅，用之种种不
合，且以中国 民 族 固 守 国 粹 之 性质，欲 强使 改用耶 稣 纪 年，终 属 空 言
耳”，而黄帝纪元等有助于“唤起国民同胞之思想，增长团结力”，但这些
纪元依据的年代“无真确之年代可据”，有鉴于此，二人主张，“惟以孔子
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梁启超， ２０１４ ： ７６ ）。具体原因如下：
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之所公认也。
而中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于孔子以后，故援耶教、回教
之例，以孔 子 为 纪，似 可 为 至 当 不 易 之 公 典。司 马 迁 作 《史
记》，既频用之，但皆云孔子卒后若干年，是亦与耶稣教会初以
耶稣死年为纪，不谋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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