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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为纪，此吾党之微意也。（梁启超， ２０１４ ： ７６ ）
康梁相信，“耶教”纪年法因有超越个别朝代加以历史时间累积的
特点而在文明程度上高于中国旧史的“君主分纪”，值得借鉴。然而，他
们也相信，绝弃中国既有传统并不是办法。鉴于孔子纪年法既有助于
保存东方传统，又有其实据，更有助于避免人们将这一传统简单等同于
近世欧洲的国族传统，康梁选择了它。如梁启超解释的，选择孔子纪年
法也是为了表明，“孔子为泰东教主”。
仿效西法重建东方传统，是康有为创制孔子纪年法的本质追求。
这一追求一方面是“他者为上”的，但另一方面却并非如此。康有为的
复杂心境在其对宗教的叙述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现。
出于对绵续至近代依旧能启迪民智的罗马旧影及与之相关的“团
体格局”的欣赏，康有为在驻足罗马之时总是为其宗教所吸引。在《罗
马之教（附论耶教出于佛）》中康氏称，其在罗马时，“意人乘德法之战，
削教皇之大权”，以至于“教皇，遂如东周君之仅拥虚位”，然而，当时罗
马一城，“长衣缁图，盈塞市里，寺庙相望，僧官尊崇，余风未殄，神道设
教之盛，尚绝异于他域焉”（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１２９ ）。
古今罗马的宗教盛况，让康有为赞叹，但并没有使他采取任何“宗
教特殊论”。在《罗马四百寺之至精丽者无如保罗庙》一段，他采取了一
种接近普遍主义的态度否定了中国无宗教的说法。他承认，春秋以前，
“民之信奉杂鬼神者太多”，“孔子恶神权之太昌而大扫除之，故于当时
一切神鬼皆罢弃，惟留天地山川社稷五祀数者，以临鉴斯民”（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６７ ）。孔子虽然排斥神权，却也创造出自己的宗教。他“虽不专发
一神教”，但“仍留山川社稷五祀者，俾诸侯大夫小民，切近而有所畏，亦
不得已之事也”（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６７ ）。在康有为看来，“孔子实为改制之
教主，立三统三世之法，包含神人，一切莫不复帱，至今莫能外之”（康有
为， １９０６ ： ６８ ）。以三世之法为教理的孔子之教，与时变通，但并不是苏
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康氏认为，将孔子之教视作哲学为朱子之过。康
有为（ １９０６ ： ６６ ）指出，通向宗教的道路不止“神道”，“夫教之为道多矣，
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其共同之处在于
“使人去恶而为善而已”。孔子之教确有与罗马之教的“神道”不同之
处，但正是这个不同之处构成了孔子之教的首要特点和优势。“孔子敷
教在宽，不尚迷信，故听人自由，压制最少”（康有为， １９０６ ： ６８ ）。他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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