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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和的情况下，中共通过组织群众生产劳动以扩大资源总产出，从而减轻
群众的税负。在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情况下，传统的性别分工受到鼓励，
既能提高生产效率，又能打消男性群众的担忧。中共在组织群众生产
的过程中，一举解决了党群关系紧张的存量问题和增量问题。
革命党介入到群众的生产劳动过程是中国革命独特性的体现。革
命党组织群众生产并不进行财产再分配，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属性。
不过，此举却可以提高资源总产出。战争资源的汲取只是革命党“一个
方面的工作”，革命党工作的另一方面是“给人民以东西”，“是组织人
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毛泽东， １９９３犮 ： ４６７ ）。一方面为战
争资源汲取提供新的空间，巩固既有的“扩军”成果；另一方面又可以提
高群众生活水平。革命党以此重新平衡革命的中心性目标（“扩军”）与
原则性目标（解放群众），摆脱“杀鸡取卵”的困境。延安时期群众路线
的核心内容并非邹谠所说的“制约阶级斗争”（邹谠， ２００２ ： １３ ），而是无
关阶级斗争的劳动生产。阶级关系的缓和不是群众路线的目的，而是
群众路线推行的条件和约束。
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中共带有行政强制性的战争资源汲取政策（救国
公粮和食盐运销）引发的党群关系紧张的问题受到了决策层的重视。
其后，大生产运动从党政军学等“公家机构”内部的动员走向了全面的
群众动员。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的《关于春耕运动的指
示》指出，“根据地经济建设，其基本重心应放在发展农业、私人生产上
面，才能解决政府的巨额预算……（党和政府必须）实际帮助群众，解决
一切春耕中的具体困难问题（如对种子、肥料、农具、耕牛缺乏者，必须
设法调剂和补充”（中共中央书记处， ２０１１ ）。需要说明的是，苏区时期
中共中央也曾经于 １９３４ 年发布过《关于春耕运动的决定》来组织群众
生产，但是没过多久中央红军就开始长征，中共并没有时间落实全面的
群众动员以扩大总产出。时隔八年后，中共中央才再次发布关于春耕
运动的文件。 １１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延安县柳林区吴满有“连年

１１． 笔者查阅了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４２ 年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未发现有关春耕运动的文件。
笔者也注意到 １９３７ 年中共中央土地部发布过《关于春耕运动的决定》，但那是中共中央一个
办事部门的文件，权威性有限，不足以号令全党。边区政府在 １９４２ 年前也发布过训令要求帮
助群众生产，但是并没有让干部“真正认识了生产第一的意义”，“生产工作，没有一项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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