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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 1940 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导致了性别关系的变化。性别问题在中国革命情境中不仅受到阶级问
   题的影响,更受到民族问题的形塑。民族因素稀释了阶级因素对性别
   关系的影响,性别政策需要更加尊重民族的传统习惯。这是中共 1940
   年代妇女政策温和化的客观基础。
       实际上,因为早前中共激进的妇女政策并不具备现代化工业大生
   产的物质基础,所以动员女性群众参加土地革命是其重要的现实支撑。
   苏区时期,中共通过激化有地者与无地者、多地者与少地者之间的矛盾
   来推动革命的发展。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的重点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经
   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地主与农民阶级的尖锐对
   立,而是中国农民群众普遍的贫困化和无产化以及苛捐杂税的繁重。
   中共由此得以在政治上建构阶级矛盾并激化阶级冲突。在开展土地革
   命、进行阶级斗争的逻辑下,推动“扩军”即是为了解放群众,解放群众
   要求推动“扩军”,中共革命的中心性目标与原则性目标是同一的。面
   对被“围剿”的战争压力,大量男性劳动力要么牺牲在战场上,要么在战
   场上无法脱身,需要动员女性群众承担通常由男性承担的工作。因此,
   苏区时期激进的妇女政策是革命党推动土地革命的有力举措,而阶级
   关系的紧张也掩盖了性别之间的分歧。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止了土地革命纲领,其妇女政策的激进性
   失去了现实基础,党群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苏区时期,革命目标的
   推进依赖于革命党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革命党的群众路线即是阶
   级斗争的路线,群众路线虽然使阶级关系更加灵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
   斗争的原则属性。延安时期,党群关系因失去了阶级斗争的纽带而由
   紧密走向松弛,因汲取战争资源的压力而由松弛走向紧张,中共解放群
   众的原则性目标与“扩军”的中心性目标发生了裂变。革命党的群众路
   线失去了阶级斗争的载体,作为群众路线延伸的激进妇女政策已经不
   合时宜。不过,一项重要政策大都有路径依赖,中共的妇女政策并没有
   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自动改变其激进性。直到国民党实施“限共”政策
   使中共革命形势恶化,打破了既定政策的路径依赖,中共妇女政策才发
   生温和化转向。
       为打破因革命目标裂变而遭遇的瓶颈,中共的政策重心从汲取性
   向生产性转变,赋予了群众路线以非阶级斗争的新意义。在阶级关系
   缓和且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情况下,为继续推进革命中心性目标(“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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