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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 １９４０ 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东。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陕甘宁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一位县长被雷击，而一
位农民的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乘机发泄情绪，毛泽东制止了保卫
部门惩戒这位农民的举动，并要求调查引起群众反感的原因，后来发现
公粮征收增多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怨恨（中央文献研究室， ２００２ ： ３４１ ）。
除粮食征收外，中共另外一项引起党群关系紧张的汲取性政策是
食盐运销。中共在 １９４０ 年以前只收取少量的盐税，边区的食盐运销自
由经营，主要是由盐商贩运或农民作为副业运输（黄正林， １９９９ ）。国民
党停止“援共”后，中共把食盐贸易收归公有。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陕甘宁边
区发布训令，实施食盐公卖，规定“未领有边区盐务处公卖票者”以“私
卖论”处罚（陕甘宁边区政府， ２０１３犮 ： ５１ ）。同时，边区政府成立盐务管
理委员会，“督导各级政府动员并帮助人民运输食盐事项”（陕甘宁边区
政府， ２０１３犱 ： ５３ ）。这一政策不但直接伤害到从事食盐运销的商人和农
民的利益，而且加重了广大群众的负担。从产盐地到销售地有数百公
里的路程，中共需要组织民众对食盐进行运输，而组织民众是“带有一
定强制性的”（胡乔木， １９９４ ： １３９ ）。中共西北局出台文件规定，“人民运
销食盐，确定采取政治上组织上动员与人民义务运输相配合的原则
……凡边区人民能任运输的牲口，每年应尽量运销食盐二十天的义务”
（中共中央西北局， １９９４ ： ５ ）。
食盐运销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中共带有强制性的食盐运销政
策在实践中产生了消极后果。如沿途“运输牲口无法放青”，草料价格
过高，群众亏本过大（刘景范， ２０１３ ： １８ ）；牲畜被用来运盐，“妨碍农事”，
牲畜动员过多导致农民减少牲口（绥德分区， ２０１３ ： ４２ ）。食盐运销政策
在中共党内高层中也存在争议，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认为，食盐
运销是历史上“延属之最苦征课”（谢觉哉， １９８４ ： ３２２－３２４ ）。其后，边
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写就《花定池盐的研究》送交毛泽东，对中共食盐
运销政策进行了系统论述，主张食盐运销应该实行政府管理的自由贸
易，反对把食盐运销变成军事性的“强制”任务（胡乔木， １９９４ ： １４１ ）。毛
泽东（ ２０１１犫 ： ５４７ ）却认为食盐运销是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的“唯一的或
最主要的办法”，“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
完全正当的”。毛泽东并没有否定谢觉哉提出的反对食盐运销的理由，
只不过他认为巩固“扩军”目标是更为重要的任务。
然而，加重群众税负的应对方式不能成为革命党的长久之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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