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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 １９４０ 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济上能自给自足”，并规定对军政人员从 ７ 月起“边府减发菜钱两分，从
秋收起不再发粮食”（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等， ２０１１ ： ８８ ）。
号召军政人员参加生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战争资源汲取的压
力，但是军政人员毕竟有本职工作，参加生产只是副业，这种缓解的实
际效果不应高估。军政机构生产动员的潜力有限，其总人数最高的时
候不过 ７３１１７ 人，只占边区总人口的 ５．３７％ （米晓蓉， ２０１４ ： ３ ）。实际
上，解决战争资源汲取压力这一问题更为直接的方式是增加民众的税
负。中共此时已经不再处于被围剿的局面，稳态的局部执政地位使其
有条件能够运用行政手段进行资源汲取。
（二）汲取政策的调整与党群关系的变化
抗战前，中共治下的陕甘根据地没有建立直接面向群众的战争资
源汲取制度。“红军及机关工作人员的粮食供给是随地征粮，主要是靠
打土豪、没收地主的粮食来解决。”（星光、张扬， ２０１６ ： １８ ）抗战开始后，
中共开始着手建立面向群众的资源汲取制度。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 日，陕甘
宁边区党委发布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征收 １５０００ 石救国公粮，来供
给战争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党委， ２０１６ ： ８０ ）。不过，此时的粮食税负无
论是占粮食总产出的比例还是人均额度，都是非常轻的。征粮细则设
定了人均收入 ３５０ 斤的起征点，并且设定了累积税的原则，实际上广大
的贫下中农并不是税负缴纳的主体，负担主要集中在地主富农和中农
身上（李蕉， ２０１４ ）。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３８ 年，中共直接向群众的征收较少，其与民众的关系
较少受到资源汲取压力的影响。国民党实施“限共”政策以后，外部资
源输入停止，单靠号召军政人员参加生产已经无法解决推进“扩军”目
标与战争资源汲取压力的矛盾。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边区政府把救国公粮
征收目标提高了数倍，设定为 ５ 万石（陕甘宁边区政府， ２０１６ ： ８３ ）。此
外，税负征收方式也有所变化。对比 １９３９ 年边区政府《征收 ５ 万石救
国公粮的训令》与 １９３７ 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
以及 １９３８ 年边区政府《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可以发现， １９３９ 年
的征粮文件淡化了劝说性色彩，突出了运用行政压力完成任务的倾向。
如 １９３９ 年文件的第四条规定，“地主、富农及坏分子……以多报少，图
谋逃避负担者，应予以加倍征收之处分”；第六条规定，“破坏征收公粮，
查有确实证据者，由县政府就地裁判”；第十条规定，“各县对于征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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