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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述是抽象性的提示，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共 １９４０ 年代妇女政策的温
和化。

表 １ ：革命党应对革命形势恶化的方式
革命目标 政策手段 温和化 不变
变化 “机会主义” —
不变 革命策略 “幼稚病”

首先，列宁所论述的革命形势是由敌我两方的关系状况决定的，而
中共 １９４０ 年代的革命形势却牵涉敌我友三方，并且中共与当时的盟友
经历了十年的生死搏斗，积累了难以化解的仇恨。列宁的理论模型中
确定革命形势因只涉及敌我二元主体而相对简单，而中共所处的历史
情境更为复杂。其次，列宁在论述革命策略温和化时并没有对革命目
标进行区分。列宁假定革命党的中心性革命目标（暴力夺权）与原则性
革命目标（解放群众）是一致的，列宁所领导的革命党从来没有遇到过
阶级矛盾缓和情况下局部执政时中心性革命目标与原则性革命目标发
生裂变的情况。
本文试图运用列宁的基本概念公式，整合既有文献的解释因素，构
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说明中共妇女政策何以在 １９４０ 年代发生温和
化转向。 １９４０ 年代，国民党实施“限共”政策，中共所面临的革命形势
与抗战初期相比有所恶化。然而，整个抗战时期（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年）中日
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共之间虽不时有摩擦，但并没有走向全面军事
对抗，中共 并 没 有 重 新 陷 入 抗 战 前 被 围 剿 的 局 面。 另 一 方 面，国 民
党 ４ 又重新采取了遏制性的举措，中共的处境较抗战初期又有所恶化。
此外，中共统治的核心地带陕甘宁边区并非抗日的前线，受日本侵略军
的直接威胁较小。因此，中共 １９４０ 年代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是总体好转
（相比抗战前），但局部恶化（相比抗战初期）。

４．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军阀阎锡山对抗战时期中共的生存与发展有很大影响，而阎锡山与国
民党中央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阎锡山势力似乎应该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因素影响中共的革命策
略。然而，阎锡山是国民党的地方势力，在抗日防共方面其与国民党中央是一致的。其实，阎
锡山于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发动的晋西事变是早于国民党中央的公开性防共举措（王奇生， ２０１８ ）。
因此，笔者认为阎锡山势力虽然与国民党中央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就本文所分析的问题而
言并不足以成为一个新的行为主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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