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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 １９４０ 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命形势就会恶化。
１９３８ 年武汉会战和广州战役后，日军调整了侵华方针，减弱了军
事攻势，加强了政治诱降（于耀洲， ２０１５ ）。 １９３９ 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
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正式确立了“限共”的政治原
则。其后，国民党落实“限共”政策，胡宗南部于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进攻陕
北，侵占陕甘宁边区五县，直接威胁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２００２ ： ５４９ ）。但是，中共所面临的形势并没有彻
底逆转，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毛泽东， １９９３犱 ： ２５９ ），国共两党并无全
面重启内战的风险。由于日军的威胁并没有消失，即使国民党内部的
反共人士也主张国共关系“不宜全般破裂”（杨奎松， ２００８ ： ４１１ ），国民党
的“限共”政策不能以军事手段为主要和直接的工具。以军事压力为后
盾的经济封锁既能达到“限共”的效果，又可以避免全面对抗，因此成为
国民党应对中共的主要工具。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军队，在边区周围设
置了五道封锁线，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禁边区内外的物
资贸易（米晓蓉， ２０１４ ： ２ ）。同时，国民党停止给共产党拨付军政经费。
值得强调的是，抗战初期国民党所拨经费占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一
半以上（星光、张扬， ２０１６ ： １１０ ），国民党切断经费供应使陕甘宁边区的
战争资源汲取压力相当大。
另一方面，抗 战 开 始 后，中共努 力推 进 “扩 军”工 作 且 进 展 顺 利。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毛泽东（ ２０１１犪 ： ５００ ）电告彭德怀说：“红军有发动群
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
同月 １８ 日，张闻天（ ２０１１ ： ５１７ ）也指出，“我们要…创造几十万几百万新
的人民的民族革命军，吸收千百万革命的民众到军队中去”。周恩来
（ ２０１１ ： ６７３ ）也提出了“扩军”的具体目标：“我提议华北（部队）扩大三
万，陕北五千，老苏区一万五千。”中共“扩军”工作在抗战初期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据统计， １９３８ 年底，八路军已由改编时的 ４．６ 万人扩大到
１５．６ 万余人， １９３９ 年发展到 ２７ 万人，在 １９４０ 年达到了一个高峰（见表
２ ）。当然，八路军“扩军”数据走势反映的是中共控制的所有革命根据
地的总体情况，在具体细节上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可能多少有些出入，
但是它能够反映中共“扩军”努力的成效以及革命形势变化后遭遇瓶颈
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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