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1 - 201903

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粮，奉行得力者，由本府酌量奖励之，其奉行不力者，酌予处分之”（陕甘
宁边区政府， ２０１６ ： ８３ ）。
税负的急剧增加与征收方式的变化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
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导致党群关系的紧张。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的“环县事变”
就是典型的态势的极端化展现。“环县事件”发生在 １９３９ 年年度征粮
工作收尾阶段的旧历年前，土匪赵老五率人突袭环县县政府，多名征粮
干部被杀。边区政府事后调查显示，事件的发生有相当的群众基础（陕
甘宁边区政府， ２０１３犪 ： ４１－４５ ）。边区政府在总结“环县事件”的教训
时，一方面将其归咎于“恶劣的客观环境”，另一方面也承认税负征收是
引发事变的主因，官僚式命令摊派“不顾及群众生活”，使群众脱离政
府。实际上，公粮征收改变了前两年不面向贫下中农的做法，“八路军
过去宣传不要粮，不拉壮丁”，忽然“要粮数次、大量的抽丁”（陕甘宁边
区政府， ２０１３犫 ： ３３１ ）。税负征收引发的党群关系紧张并非限于环县一
地，在延属分区、志丹县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吴永， ２０１０ ）。
中共决策层对党群关系紧张这一问题并不是毫无意识。在 １９３９
年末中央政治局讨论财经与生产问题时，毛泽东就忧虑税收的增加可
能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指出应该向民众说明增加农业税“主要是为了保
卫边区”（中央文献研究室， ２００２ ： １６５ ）。按照中共决策层的逻辑，无论
是为全国胜利做准备，还是为了应对国民党“限共”政策引发的摩擦和
威胁，都需要尽量维持和扩大军队的规模，保证军队的给养。毛泽东也
承认，“扩军”目标的推进不能脱离群众的税负承受能力。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毛泽东指出，“目前不可能实行征兵制，因为财力难以负担，只能
加重自卫军的训练，以老百姓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为原则”（中央文
献研究室， ２００２ ： １８０ ）。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底，毛泽东和王稼祥就“扩军”问题
发表意见时再次表示了对资源汲取的担忧，“扩军不宜过多……，经费
决难解决，不能持久”（中央文献研究室， ２００２ ： １８５ ）。
不过，中共决策层此时仍然把“扩军”视为更紧迫的任务。在国民
党切断军政费用供给来源后，中共为巩固“扩军”成果和推进“扩军”目
标不得不再次增加群众的税负。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的征收数额连
续两年以约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长， １９３９ 年为 ５ 万石， １９４０ 年为 ９ 万石，
１９４１ 年为 ２０ 万石（南汉宸， ２０１６ ： ３８ ）。群众税负的加重引发了党群关
系的进一步紧张。其中，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为陕北一位农民咒骂毛泽

· ２ ２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