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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同时，群众路线的调整也延伸到中心性目标的推进中。在战争环
境中，男女生理上的差异使男性更能胜任战士的角色，男性群众成为中
共更需要争取的对象。抗战时期阶级关系的缓和使激进妇女政策所引
发的性别矛盾更加尖锐，增加了激进妇女政策实施的成本。此外，抗战
时期根据地的劳动力比苏区时期更为充裕，这也就减少了革命党运用
激进的妇女政策动员女性承担男性工作的收益。上述三种因素叠加在
一起导致革命党需要更照顾男性群众的偏好。照顾男性偏好的需要与
劳动力相对充裕共同引导根据地政策向“男耕女织”的传统性别分工模
式的某种回归，最终导致了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四、革命形势的恶化与瓶颈的形成
国民党实施“限共”政策使中共的革命形势恶化，进一步引发了中
共原则性革命目标与中心性革命目标的裂变，革命进程遭遇瓶颈。
（一）国民党“限共”与中共的资源汲取压力
扩充革命军事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的一
贯目标，中共“扩军”目标并没有因国民党“限共”政策的实施而改变。
“扩军”目标的坚持一方面表现为“扩军”计划的进一步推进，另一方面
表现为巩固既有的“扩军”成果。革命形势恶化后，维持既有的军队规
模以及进一步推动“扩军”工作增加了战争资源汲取的压力。
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革命形势受到国民党与日本侵
略军的影响。抗战初期，日军全面进攻中国，中日两国矛盾处于压倒性
态势。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抵御日军进攻，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创
建根据地牵制日军进攻，中共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有利于“扩军”目标的
实现。中共不但摆脱了苏区时期被围剿的状态，取得了合法的局部执
政地位，还能得到国民党政府拨付的军政经费（刘鼎铭， ２００２ ）。不过，
国共合作是“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的生死搏斗后形成的”，“合作中一直
存在着斗争”（金冲及， ２０１８ ： ４ ）。抗战时期的形势其实是国、共、日两方
三角关系的产物：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方与日方的矛盾是主要的，国
共两党之间的分歧一直存在，国共双方的分歧程度以日本侵略军对国
民党的直接威胁大小为转移。在日军侵略攻势强劲的时期，共产党所
面临的革命形势最为有利。一旦日本侵略军的直接威胁减轻，国共两
党的分歧就浮出水面，国民党伺机削弱和限制共产党，中共所面临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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