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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 １９４０ 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以上三种研究取向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可能都从某个侧面揭
示了中共妇女政策温和化的潜在原因。不过，既有研究都是静态的因
素罗列。这种研究方式可能实现了理论逻辑的自洽，但却未必能通过
历史事实的检验。具体而言，经济生产因素与乡村文化传统因素同样
适用于 １９３０ 年代的苏区。中央苏区同样是落后的乡村地区，同样面临
着乡村文化传统对中共激进妇女政策的阻挠；而中央苏区一直处于被
国民党军队军事围剿的状态，中共面临着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压迫，其
所面临的财政经济压力比 １９４０ 年代更大（黄道炫， ２０１１ ： ２８４ ）。然而，
中共在 １９３０ 年代并没有因为经济原因和社会文化原因转变其激进的
妇女政策。中共也并非没有意识到激进妇女政策的负面后果，毛泽东
（ １９９３犪 ： ２４２ ）在《寻乌调查》中就注意到激进妇女政策引起男性贫农群
众对革命失望以及引发社会纠纷的情况，但是他坚持认为“民主制度代
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强调中共妇女政策转变的
政治因素论也经不起推敲，延安整风运动的高干整风开始于 １９４１ 年，
普遍整风从 １９４２ 年春才开展（高新民、张树军， ２０００ ： １２６ ）。可是，在
整风运动之前，中共的妇女政策就已经开始温和化。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中
共就已经在大生产运动中强调男女性别分工的意义，反对不顾妇女生
理特殊性的做法（李富春， ２０１６ ： ９３ ）。李维汉（ １９８６ ： ５４０ ）回忆说：“ １９４０
年规定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不参加重体力劳动。”中共在生产劳动中采
取性别分工的做法得到了当时在延安访问的陈学昭的证实。陈学昭
（ １９４０ ： ３１０ ）指出，中共的生产运动“用分工合作制”，“女同志留着做内
务，帮助烧饭，烧开水，替开荒的人洗衣服”。
既有研究虽然在理论逻辑上不乏根据，但却与历史事实不符。经
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是常量性的存在，不能解释抗战中后期中共妇女政
策的变化；政治因素虽然不是常量，但是它出现的时间节点晚于中共妇
女政策的调整。此外，因素论也没有展现中共妇女政策温和化的动态
过程。本文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把碎片化的静态因素分析融合进
时空环境中进行动态过程展现，力图更全面地探究革命党在革命战争
年代实施温和化“改良性”妇女政策的原因。
三、分析框架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中，妇女与无产阶级同属于被压迫、被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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