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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叙拉古”：“政治精神性”中的主体性实践

他关注起了一种新的政治精神性，使之成为突破传统西方生命政治的
新途径。对福柯来说，伊朗的精神性展现了在实现政治和伦理在个人
平衡方面的另一种可能。伊朗推翻旧王朝所呈现出的新鲜力量充满了
未知与新奇，更使福柯找到了一种反抗“生命政治”权力的新主体实践
形式。但这种力量在现实中既可能与民主制度结合，也可能被专制制
度利用，而发展到后来，表现为像霍梅尼政权那样的神权高压统治，那
又是福柯当时所未曾设想过的。伊朗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政
治精神性的社会意涵在于精神性思考开始进入政治权力领域。现代个
体所面对的一方面是政治权力集中化，另一方面则是个体越来越趋向
于分离，并且两者之间还持续存在着某种张力。在此种环境下，如何引
入政治精神性，而让个人依旧保有建构其主体的自由权？关于这类问
题，无论是福柯，还是其他社会政治理论家们，对此都有种种思虑与讨论。
福柯曾说，他梳理出一种治理和反思自我的主体并进行批判思考
的路径，“从 黑 格 尔 开 始，经 由 尼 采 和 韦 伯，一 直 到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２０１０ ： ２１ ）。缠绕在西方政治与社会思想史上的“精神性”一
直没有消散，福柯吸取了黑格尔的精神性，尼采的基督教仇恨思想，和
韦伯关于人格塑造的阐述来拓宽这条政治与主体的道路。韦伯实际上
早在福柯之前就有过在政治领域内谈论精神性问题的尝试，历史上卡
里斯玛式领袖就是以强烈的信仰精神作为支配手段的类型，他们有着
相当非理性、革命性的力量，几乎和任何其他权力类型都产生冲突。而
当面对当代立志于投身政治的年轻人，他不无担忧地提醒他们，现代个
体必须将政治与虚假伦理区分开，不然那些从事政治之人极有可能只
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韦伯， ２０１０ ： ２５３ ）。韦伯清
醒地意识到，非理性时代已经是过去式，现代政治中的精神性是以“牺
牲理知”为代价而出现的。倘若个人偏要求在充分理解政治领域的实
际境况后，依旧对这份事业保持“献身于一个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
恶魔的激情”的话，他依旧要保持理智诚实，即要祛除那种激情下的幻
觉：“任何想要步入世俗政治的人都应该祛除这种幻觉，认识到存在这
里的一个根本事实：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俗世中人与人之间的永恒争斗
中去”（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９４ ： ２９ ）。同样，他还说过，“我们不会给我们的子孙带
来什么和平或人类幸福，相反，我们为了阻止与提升民族的品质，反而
会带来无尽争斗”（韦伯， ２０１０ ： ７８ ）。韦伯的策略在于，只有清醒地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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