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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文化领域之间冲突的影响，进而塑造与治理自己，因此，在福柯看来，政
治问题不是将人从制度中解放出来，而是将我们从某种特定形式的制
度，及特定种类的作用于个体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福柯在面
对权力时所强调的，“我们必须促进新形式的主体性”（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１９９４ ：
２１６ ），在多种实践下促成自由的新主体形式。倘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
泰勒和福柯在面对现实政治下的主体时是殊途同归的：泰勒强调个人
动机或所欲目标将放在第二位，以维护本真性观念和实现积极意义上
的个人自由（徐冰， ２０１７ ： ３５ ），有鉴于此，泰勒才批判福柯过于强调自我
而忽视公共领域的立场。然而，福柯着重于思考人类行动将如何塑造
出一种新形式的人格，而这类新形式的人又如何在原本同质化的公共
领域创造出更多元的选择可能性，以使个人能够去选择成为什么样的
个体，塑造怎样的主体。所以，实际上这两人共同希望在公共政治领域
范围内个人依然能实现自己的积极自由，只是在思考积极自由的主体
时的侧重有所不同而已。

六、结语

重新回到开头所提及的“叙拉古问题”，福柯在他最后一次回应伊
朗革命 的 文 章 的 末 尾 写 道：“我 的 伦 理 就 是 ‘反 策 略 ’（ 犮狅狌狀狋犲狉
狊狋狉犪狋犲 犵狔 ）。我既不是这么做的第一人，也不是唯一人选，我只是选择了
这么做”（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１９９４犫 ： ４５３ ）。这句话涵盖了福柯支持伊朗人民反
抗的原因，也喻示着他接下来继续探索主体性实践的研究方向。这次
不算“成功”的有关政治精神性问题的思考，就像是投入湖中的一颗石
子，它是福柯强调主体领域思考如何确立“反策略”伦理的一次尝试。
在这之后经过持续不断的对反抗权威和现实政治制度的种种考察，福
柯逐渐确立起了一条“反治理”（ 犮狅狌狀狋犲狉犮狅狀犱狌犮狋 ）的新路径，来突破欧
洲基督教和理性主义建立起的治理体系。这样的尝试可见于福柯在转
向古希腊伦理实践后对犬儒派思想产生的亲和态度，提出了犬儒派的
“直言”（ 犘犪狉狉犺犲狊犻犪 ）技术，并采纳了此派系的中心思想———“重估流通价
值”（ 犮犺犪狀 犵 犲狋犺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狋犺犲犮狌狉狉犲狀犮 狔 ）———作为主体的实践技术。
“重估价值”意味着转变，它不是说去贬低现有的流通价值，而是旨
在对旧有价值加以重估，并赋予其新的意义（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２０１１ ： ２２７ ）。同
样，犬儒派的“直言”也被福柯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在现代社会里，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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