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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叙拉古”：“政治精神性”中的主体性实践

行“直言”技术意味着在自我技术实践过程中，个人说出自身的真话，并
投身政治话语活动。知识分子在自身领域内诚实地说出真相，为争夺
该领域的话语权而向公众发声，以防止这一领域被“假专家”或既有的
任何一种权力机构所占据；并且在此基础上，使人们重新检查作为思考
基础的规则和机制，以承担揭露真相、转变思想的任务。这成为了福柯
所认为的现代知识分子之职责———说出真话，并投身政治（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１９８８犮 ： ２６３ ， ２６５ ）。
“ 直言”可以说直接地与政治精神性息息相关。“如何获取真话和精
神性实践，这两个问题，这两个主题从不会分离。”（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２００５犳 ： １７ ）这
种说出真话的话语模式可以说是福柯在政治精神性的尝试失败后，面对
现代政治话语所找到的新途径。政治精神性本身就包含了个人在多种
领域实践、经历并说出真话的过程，将个人主体用实践形式带入政治权
力话语，以促成在真理、权力和主体间的三角关系。所以置身于上述三
角关系中的“直言”所承载的角色也和政治精神性类似，正是在政治领域
中发挥主体权力的作用。这条途径自福柯以后几乎再鲜有人探寻。从
古希腊 － 罗马时期的哲学学派中汲取主体性形式，这一做法虽被阿多等
古典学家批判为“好古”，但这正体现了福柯在政治的主体塑造下的不断
尝试，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试图改变个体，实践新的主体化模式。
“民主并不是‘直言’的优渥土壤，它反而正是最难实践‘直言’的地
方”（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２０１１ ： ２９ ）。恰恰因为政治精神性和“直言”因享有相似
的主体和政治联系———唤起主体主动塑造自我，促成政治领域“说真
话”的勇气，以至于这句话对于在福柯语境下的政治精神性来说，或许
同样适用。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主体之间并非前者规训后者，或者彼
此处于剑拔弩张状态的两极，它们恰恰是互相成就的：以新自由主义的
治理形式作为建构基础的治理体系发展出一套相关治理技术，使建构
个体真理和塑造主体变得难以在个人主体之内进行，而需要仰赖外部
治理体系；反过来，这群由治理技术建构起来的主体又会参与政治活动
实践，以进一步巩固这种现代政治体系。如何抵抗现代社会建构下诸
治理技术对个人的约束，并进而改变塑造主体的整体社会政治框架，是
福柯对政治精神性和“直言”所赋予的共同期待。至此，福柯的政治和
伦理，在作为主体的自我的问题上产生交叠，个人将自我看作为实践和
思考的主体，拥有“对他人的权力和对自我的权力技术”，并“至此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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