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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他人并必须治理自己”（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２０１６ ： ２８１ ）。这就是福柯所说的“自
我塑造”（ 狊犲犾犳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的模式或“存在形式”（ 犿狅犱犲狅犳犫犲犻狀 犵 ），且这种
模式横跨伦理、政治和精神性三大方面。福柯还归纳了在主体塑造和
参与政治实践方面，政治精神性所要实现的方向：
或许当下的目标不是发现我们是什么，而是拒绝我们所
是。我们必须尽力去想像和建构我们所能成为的存在，以克
服那种政治的“双重束缚”，即现代权力结构里既个体化又极
权化的东西……我们必须通过拒绝那种强加在人身上好几个
世纪的个体性，来促进一种新的主体性形式诞生。（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１９８３ ： ２１６ ）
不是去抵抗权力结构的压制，而是试图拒绝那“强加在人身上好几
个世纪的个体性”，即改变长此以往在西方社会绵延到现代社会政治建
构中的那种以民主自由为门面、实则在福柯看来“既个体化又极权化”
的思想———这正是福柯在伊朗革命中发现的独特精神性能对现代个体
产生的影响。
正如福柯不喜欢将他思想中每个概念划定出确切的界限那样，政
治精神性也不是一个有着确定边界的词汇，它的内涵处于一个不断发
展的进程。作为特定事件的伊朗“政治精神性”是昙花一现的事物，但
作为普遍现象的“政治精神性”，在之前和之后都以各种产生方式不断
轮回于诸多社会之中。我们可以说，政治精神性本身既涵盖政治因素，
更重要的是它又拥有伦理与精神的交织，是“将宗教的整个领域进行重
整而成为‘治理’的内在进程”（ 犆犪狉狉犲狋狋犲 ， ２０００ ： １４０ ）。因而它如“治理”

犵
（ 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犾犻狋 狔 ）一词一样，跨越政治、真理、主体这三大框架，运用它
独特的权力技术在其间不断实践发展。 ２０ 西方社会历史上，前者兼具
“政治”和“精神”主体的形式便是“强加在人身上好几个世纪”的基督教

２０． 在福柯后期著作中，“治理”成为一个庞大的思考框架，它打破从前真理 － 权力 － 自我的三
角，将“伦理”、“精神”和“政治”覆盖入一个框架内，治理不仅包括技术机构对人的规训，还包括自
我通过实践对自己进行塑造，更包括自我对他人所产生的影响。有关“治理”概念，可见勒薇尔
（ ２０１５ ）的《福柯思想辞典》里的相关阐释。而政治精神性在这一框架内，被卡雷特看成为“治理的
问题化“，在“作为被他人控制的主体”和一种“被自我良知和知识所定义的主体”两种意义上重塑
了主体性的政治（参见 犆犪狉狉犲狋狋犲 ， ２０００ ： １３８ ）。卡雷特在政治精神性的解释上过于强调宗教精神的
联系，且他过于重视“精神性”和“实体”之间的对立；但他将政治精神性置于“治理”框架内的思考
依旧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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