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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会合力危机问题。
梁启超（ ２００９ ： ２９０ ）说，乃师重个人和世界的精神和理想，缺国家主
义。这个评价并不公允。但康氏确实不像他的晚辈（如梁启超）那样摇
摆于天下的世界性与国家性定义之间（罗志田， ２００７ ）。康氏致力于在
国族时代维系天朝，心绪错综复杂（汪荣祖， ２００６ ），其“大同”思想有两
面性，一面意味着针对现实问题的激进改革，一面意味着“与当时的现
实斗争完全脱节和无关的乌托邦”（李泽厚， ２００８ ： ９１ ）。但正是出于“大
同”理想，康有为比涂尔干更早地清楚看到“国”潜在的帝国本性，他说：
“国既立，国义遂生，人人自私其国而攻夺人之国，不至尽夺人之国而不
止也。或以大国吞小，或以强国削弱，或连诸大国而已。然因相持之故
累千百年，其战争之祸以毒生民者，合大地数千年计之，遂不可数，不可
议”（康有为， ２００５ ： ５５ ）。而由于他相信大规模政制为文明进化的一个
中间环节，尤其对天朝之存续与光大有启迪，康氏对涂尔干从邻国德意
志之自强之势中看到的“病态膨胀”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一战后，康有
为在著述中不再坚持认为德国是个最好的模式），他也没能站在德法之
外的“第三者立场”，不带偏倚地考察对现代性有不同理解和创造的两
个近代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 犇狌犿狅狀狋 ， １９９４ ）。对他而 言， １９ 世纪 末
２０ 世纪初德国的强大，除了有物质文明上的原因，还有政制上的原因。
康氏“物质救国论”是为了增强国势而提出的，他在联合“小国寡民”创
造合邦政制方面的主张，既是对兴国之道的求索（与涂尔干对德国扩张
心态的分析不同），又从反思“国”得出相关国际政治主张，与涂氏结论
有不谋而合之处。将德国主权国权主导下融合“小群”与上古中国的情
况相比较，康有为认为，这种重王权的政制有助于建立一种替代危害世
界秩序的列强“大国协调”体系的制度（章永乐， ２０１７犫 ）。在康有为看
来，这种政制是“据乱世”的跨国联盟（古有春秋晋楚弭兵， １９ 世纪有维
也纳会议、俄法同盟等），其形态为新式公国，包含若干国家，而设统一
的军队与法律维持联邦的统一是“升平世”出现的前提。康有为没有明
确表明，这种有联邦政制因素的体制必须基于作为道德生境的社会基
础之上形成，但他也强调，只有当这种政制与民权的张扬同时出现之
时，“升平”才成为可能。在将德式政制与“三代”相联系的过程中，出于
其大同理想（萧公权， ２００５ ： ３４８ — ４０３ ），康有为也表现出了与涂尔干相
近的态度，对古今超社会（国族）、大区域政制—文明一体化（如帝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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