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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以“仁”的观念重新解释了博爱思想，以世界为先，家国次之，采取接近
社会进化论的观点。 ４

在温习了法兰西学派的部分文明论述之后返回康氏思想世界，本
文认为，东西方 ２０ 世纪初之两种“思想转向”相互间隐约有着某种“缘
分”。 １９ 世纪出生之伟人既多，而涂、康这两位深刻影响了东西方近现
代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时代枢纽人物，竟是严格意义上的同龄人！康有
为生于 １８５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涂尔干生于同年 ４ 月 １５ 日，前者仅比后者
长一个月零四天。分别出生于儒学世家和犹太教家庭，生长在欧亚大
陆之“极东”和“极西”，两位人物的生活遭际必然有所不同。然而，由于
身处同一个时代，二者之心态和思想存在诸多可供联想和比较的方面。
涂尔干生活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代，这场影响世界的革命虽给
涂氏留下了“文化欢腾”的印象（ 犌犪狀犲 ， １９９２ ），甚至让他觉得革命潜在
着创造传统之力（涂尔干， ２００６ ），但其带来的历史断裂，其与君主制相
互轮替造成的动荡，其所制造的社会失范问题，都让涂尔干对革命前的
社会（如行会和教会制度）颇为向往。他萌生了基于历史启迪在传统和
现代的中间地带重建伦理道德的设想（涂尔干， ２００１ ）。在《宗教生活的
基本形式》（涂尔干， ２００６ ）这部集中表达其有关社会和文明构成的观点
的杰作出版之前，为了在法兰西社会的断裂中重造秩序，涂尔干写了大
批社会学著作，论述了“有机团结”的可能性（涂尔干， ２０００ ）。这些论著
对于社会秩序和集体表象如此重点强调，以至于后世甚至会误以为涂
尔干的思想等同于国族主义。然而必须看到，即使年鉴派导师曾鉴于
“乱”而侧重通过国族社会凝聚力之构成原理求索“治”的可能，但到 ２０
世纪初，欧洲大地上的战争阴云也改变了他的心境。
一战爆发后不久，涂尔干（ ２０１４犪 ）即于 １９１５ 年发表了《谁想要战
争？———从外交文献看“一战”的起源》，开启了年鉴派带有国际政治关
切的讨论。在该文中，涂尔干指出，一战爆发前欧洲各地出现了若干新
情势：一方面，帝国政体正在做最后挣扎，其集中表现为奥匈帝国的动

４． 斯托金（ 犛狋狅犮犽犻狀 犵 ， １９８７ ）指出， １９ 世纪的进化论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主张复原人类的
自然属性，而内容有异的文明进化论则绝大多数基于人类心智一致性看法展开历史思考。康
有为思想或暗合这两种进化论的主张，但有着更鲜明的启蒙进步论特征，更兼有地理学的文
化区域内容。另外，在界定社会进化进程的方向时，康氏一方面明显不以欧洲为进步的标志，
另一方面时常采取古代中国的治乱史观对历史中的进步与倒退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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