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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生史的“海外流亡”阶段（ １８９８ — １９１３ 年）。其间，康有为考察了许多欧
洲国家（张启祯、张启秖， ２０１８ ： ４２ — ５８ ），有机会对其中一些国家的近代
化成败经验加以判断（章永乐， ２０１７犪 ）。他还行至不少古老文明所在地
（钟叔河， １９８５ ；张冶， ２００７ ），对文明之历史运势加以比较分析。“南海
圣人”以其“我者”为出发点，承载文明理想，以自主而开放的心态进入
一个诸文明同生共存的世界，以“文化自觉”（费孝通， ２００４ ）为立场，写
下大批著作，记录了其作为上下内外关系的承载者周行天下、贯通古今
之所得。《意大利游记》是这些著作中最为系统而有价值的文本之一。
用“学科格式”来界定异域志的学者，也许会以康有为在考察和书
写中表现出的随意性为由，贬低其著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然而，必须
指出的是，正是这些随兴而发的字句比众多索然无味的“民族志”（即一

向被认定为人类学研究基础层次的 犲狋犺狀狅 犵 狉犪 狆 犺 狔 ，详见 列维—斯特 劳
斯， ２００９ ）更真实而精彩。康氏《意大利游记》堪称另一种“深描”（ 狋犺犻犮犽
犱犲狊犮狉犻 狆 狋犻狅狀 ）（ 犌犲犲狉狋狕 ， １９７３ ）。在“田野工作”中，康有为的观察细致入
微，在描述其“田野发现”时力求如实。如此一来，其作品便充满了民族
志学所重视的“细节”。与此同时，他保持着来自古老文明带给他的关
切、意象和愿景，而这些帮助他定位了自己旅行的出发点，使他在行走
中有更强的好奇心。康氏最终在书写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思想关怀，融
通了主 ／客两面，完成了一部富有意味的志书。
上述“意味”，不仅缘于一种他者看法，而且缘于一种文明洞见。在
其意大利之旅中（其欧洲十一国游的一部分），康有为经海道进入“五海
三洲”文明圈（见后文），登陆意大利。在那里，他深入到罗马帝国文明
之中，由此展望欧亚，在距离遥远的不同世界之间摸索，进而返身近世，
对东西方文明之异同进行了有现实关怀的比较和联想，通过这一比较
和联想抵近了法兰西学派文明研究阶段 ３ 所谨慎踏入的思想领域。
为了说明康氏之“文明构想”具体如何生成，有何内容和含义，下文
将先以康有为学术和政治生涯的轮廓为背景，考察康氏有关“国际性”
的看法与法兰西学派导师涂尔干之同题社会学叙述的异同；接着，文章
将勾勒康氏“西游”的行旅线路，并对其路途中的思想活动加以说明；之

３． 该阶段开始于康有为完成《意大利游记》九年之后，其标志为 １９１３ 年涂尔干与莫斯合撰《关
于文明概念的札记》一文（ 犛犮犺犾犪狀 犵 犲狉 ， ２００６ ；王铭铭， ２０１８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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