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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后，将用更多笔墨复原《意大利游记》正文和附文所记载的康氏有关升
平一统（帝国）、文明、中西之异、文明关联互动等的见解；最后，文章将
在总结康氏文明论述的要点基础上，将之与西学中的同类论述相比照，
在一致与差异的认识中理解其有别于其他论述的含义，并阐明对其历
史遭际和当代价值的看法。
在《意大利游记》中，康有为塑造了某种有关文明的看法。这一看
法与涂尔干和莫斯对文明的构想颇多相通之处。其中突出者为，康氏
将事实意义上的文明放置在其界定的“三世”（萧公权， ２００５ ： ２７７ — ４０３ ）
的中间环节加以考察，视其为超越“据乱”通向“太平”的过渡阶段（“升
平”）。这一看法与涂、莫二氏对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中间环节（如宗
教、交换系统与物质文化）的看法异曲同工。
然而，与从结构观点看待文明的涂尔干不同，康氏的观点更为历
史，其呈现的文明更富有动态感。对他而言，如果说文明之动态亦有其
“结构”，那么，这个“结构”便是时间线条性的，可以理解为“据乱”与“升
平”的 “钟 摆”，而 非 法 兰 西 学 派 所 关 注 的 绵 延 不 断 的 “社 会”和 “超
社会”。
往复于东西方之间，康氏的确是一位“全球秩序的思考者”（章永
乐， ２０１７犫 ），但他并没有因此像今日众多“全球化”、“全球史”研究者那
样，好不容易从国族化社会科学的“噩梦”中醒来，便掉进另一个梦境；
他没有混淆大同理想与非大同现实，相反，他将自己提出的世界大同理
论悬置在“乌托邦”这一层次上，在游历和书写中务实地将精力集中于
考察家、国、天下三层次中的后两个层次（国与天下）之实际关系上，对
不同文明处理这一关系的不同方式展开了比较和联想。
在《意大利游记》的跨文明比较部分，康有为表达了其对西方“分
国”政制（即“民族国家”）的负面看法和对中土一统传统———即“文明—
国家”传统（甘阳， ２０１８ ： １ — １８ ）———的正面评价。这些看法和评价的儒
家内容一度让“后康有为时代”的儒者深感欣慰（钱穆， １９４７ ），也一度让
非儒者站 在 共 和 进 步 主 义 和 唯 物 主 义 的 立 场 上 表 达 遗 憾 （钟 叔 河，
２０００ ： ４０８ — ４３６ ）。不应否定，在思想史和哲学中，做此类立场性解读有
其必要性。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要展开立场性解读而无视如下事实：康
有为的心境本比身在“后康有为时代”的我辈杂糅，因而也更有可能同
时展开师从祖先与借力外人的工作（王铭铭， ２０１５ ： ４１８ — ４２６ ）。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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