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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变幻莫测，时常带着其他“主义”的面孔出现，产生影响的方式极其微
妙）有着巨大支配力，本土学者有责任立足于“我者”的知识土壤，畅想
其既有之“他者看法”（ 犲狉狊 狆 犲犮狋犻狏犲狊狅犳狋犺犲犗狋犺犲狉 ）的当下价值。为此，
狆
本文追溯了华文异域志传统的源流（王铭铭， ２００７ ），发现康氏相关著述
有着突出的重要性。
康氏在海外游历中进入的是人类学研究者常引以为自豪的“他者
之境”。康氏之创作旨趣超越了“我者”局限，文体富有异域志形质，相
当接近人类学的异域叙述。这一形质并不由他新创，更非由模仿而来
（当时人类学尚未在华立足），而是他通过因袭扬弃古人积淀的传统而来。
华文异域志出现得很早，其对象区域与近代欧美人类学同等广泛
而多样，早已涉及西方这个方位，如西王母之境。到了中古，“中西通
道”得以更多开辟，欧亚大陆东西两方之间的交流互鉴得以增进，作为
异域志对象之一部分的西方，如西域、大秦、印度、西洋等，得到了更多
表述。到 １９ 世纪中期之后，面对物质、制度、精神诸方面之“欧化”挑
战，先贤们并没有舍弃异域志传统，反倒使它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其
间，涌现了大批借出使、留学、流放、移民等机会而展开的“世界活动”，
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能在文字上留下痕迹者只是部分，但这些部分却
充分表现出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浓厚兴趣。不同于深受套用西
学格式规范制约的我辈，当年那些“世界活动”的主体眼光已足够开放，
但脑海里却依旧流动着古老意象，他们的言辞里有不少新概念，但身在
古今之间，他们依旧运用着有别于近代“科学”的语汇。这些既使其幸
免于主观／客观、社会／世界的观念和政治心理分裂病症，又使其有机会
体认西方社会思想界若干重要局部致力于寻获的中间环节。
巨变时代，康有为保持上述“认识姿态”，身体力行，游历世界各地，
基于观察和思考，写出了大量海外游记。这些著述的问世表明，异域话
语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当西方观察他者之时，它也作为其他文明的他者
被观察着。 对 西 方 异 域 话 语 的 知 识／权 力 实 质 的 反 复 揭 示 （ 犃狊犪犱 ，
１９７３ ； 犉犪犫犻犪狀 ， １９８３ ； 犛犪犻犱 ， １９７８ ；华勒斯坦等， １９９７ ），不仅无助于克服
西方中心主义，还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一种以反西方主义为表
现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学者若是真的有意祛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幽
灵，他们亟待做的工作便应当是呈现不同文明的他者看法。
《 意大利游记》成书于戊戌变法失败（ １８９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后康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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