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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荡;另一方面,若干强势民族国家得以成熟并展开激烈的国际竞赛,与
   此同时,巴尔干半岛诸民族的政治意识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清晰的民族
   自觉在广阔的地区中正在迅速强化。涂尔干预见,此类因素正在将欧
   洲推向一个不同的未来,将决定欧洲版图的重构,因而导致了强烈的不
   安和焦虑,而这些不安和焦虑为战争的爆发做了铺垫(涂尔干, 2014犪 :
   195 )。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个别欧洲国家(如德国)正“想要战争”,这些
   情况于是成为了某种好战的“国家意志”表达自身的条件。在同年发表
   的《德意志高于一切———德国的心态与战争》一文中,涂尔干( 2014犫 )指
   出,“想要战争”的德国之行为来自于一种特定心态,这种心态在 19 世
   纪早已得到理论化,并成为制度转型的纲领。在这种心态下,国家高于
   国际法本身等同于一种局部性帝国权力,压制着周边小国,更糟的是,
   由于国家将自强视作其存在的惟一目的,它便可以将道德转化为权力
   支配的手段,可以不择手段将公民的职责定义为服从。随着这种特定
   心态的成型,国际关系的规则被打破,德意志国家摆脱了作为超国族道
   德生境的文明之制约,制造“泛德意志神话”,借助种族、历史和传说,制
   造和扩散一种“病态膨胀”的精神状态。
       20 世纪初欧洲出现的一般问题依旧可以溯源到由各国内部国家
   与公民之间形成的不和谐上下关系,但此时与国族主义关系密切的族
   与族、国与国之间内外关系之不和谐,所起的作用却是使一般社会问题
   严重化。涂尔干意识到,孔德以来,欧洲思想界对世界性“惟一文明”
   ( 这与康有为的“大同”概念所指相近)的宣扬存在严重问题,而他自己
   倡导的社会学,在克服了“惟一文明”所带来的问题之同时,未能充分与
   国族主义相区分。他转而在历史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莫斯的紧
   密配合下,涂尔干指出,惟有认识到社会体和文明体在历史时间上先在
   于“政治社会”(即后来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在现实状态上优先于
   国族,国家才能处理好政治经济的上下内外关系,确保其自身生命的绵
   续与更新( 犕犪狌狊狊 , 2006 : 35 — 40 )。
       在涂尔干的引领下,一战前夕,法兰西学派出现了文明研究转向,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转向催生了超社会体系论。
       对于涂尔干以矛盾态度视之的大革命,多次游历过法国的康有为
   也有不少了解,他在 1905 年所写《法兰西游记》中通过与英、德比较而
   给予其截然负面的判断。康有为认为,大革命前,法国是欧洲霸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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