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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荡；另一方面，若干强势民族国家得以成熟并展开激烈的国际竞赛，与
此同时，巴尔干半岛诸民族的政治意识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清晰的民族
自觉在广阔的地区中正在迅速强化。涂尔干预见，此类因素正在将欧
洲推向一个不同的未来，将决定欧洲版图的重构，因而导致了强烈的不
安和焦虑，而这些不安和焦虑为战争的爆发做了铺垫（涂尔干， ２０１４犪 ：
１９５ ）。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个别欧洲国家（如德国）正“想要战争”，这些
情况于是成为了某种好战的“国家意志”表达自身的条件。在同年发表
的《德意志高于一切———德国的心态与战争》一文中，涂尔干（ ２０１４犫 ）指
出，“想要战争”的德国之行为来自于一种特定心态，这种心态在 １９ 世
纪早已得到理论化，并成为制度转型的纲领。在这种心态下，国家高于
国际法本身等同于一种局部性帝国权力，压制着周边小国，更糟的是，
由于国家将自强视作其存在的惟一目的，它便可以将道德转化为权力
支配的手段，可以不择手段将公民的职责定义为服从。随着这种特定
心态的成型，国际关系的规则被打破，德意志国家摆脱了作为超国族道
德生境的文明之制约，制造“泛德意志神话”，借助种族、历史和传说，制
造和扩散一种“病态膨胀”的精神状态。
２０ 世纪初欧洲出现的一般问题依旧可以溯源到由各国内部国家
与公民之间形成的不和谐上下关系，但此时与国族主义关系密切的族
与族、国与国之间内外关系之不和谐，所起的作用却是使一般社会问题
严重化。涂尔干意识到，孔德以来，欧洲思想界对世界性“惟一文明”
（ 这与康有为的“大同”概念所指相近）的宣扬存在严重问题，而他自己
倡导的社会学，在克服了“惟一文明”所带来的问题之同时，未能充分与
国族主义相区分。他转而在历史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莫斯的紧
密配合下，涂尔干指出，惟有认识到社会体和文明体在历史时间上先在
于“政治社会”（即后来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在现实状态上优先于
国族，国家才能处理好政治经济的上下内外关系，确保其自身生命的绵
续与更新（ 犕犪狌狊狊 ， ２００６ ： ３５ — ４０ ）。
在涂尔干的引领下，一战前夕，法兰西学派出现了文明研究转向，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转向催生了超社会体系论。
对于涂尔干以矛盾态度视之的大革命，多次游历过法国的康有为
也有不少了解，他在 １９０５ 年所写《法兰西游记》中通过与英、德比较而
给予其截然负面的判断。康有为认为，大革命前，法国是欧洲霸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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