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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３

当时英国不过是海岛小国。英国的革新，不出自暴力革命，而出自工业
革命。随着国力增强，它才在海外从法国人手里夺得了印度、加拿大、
亚丁。而此时的法国却致力于借政治（自由）革命创造历史，结果造成
近一个世纪的“内讧”，到拿破仑时，则穷兵黩武，非但没有给法国带来
什么实际益处，反倒使法国大大落后于英国。德国本来经济实力比法
国弱得多，但后来确立王权以“合散漫之小群”，经过 ２０ 年沉默奋斗，其
工商实力已跃居法国之上。因而，“比英言之，则法革命之祸，与英安乐
之福，宜其绝殊；比德言之，则法人自由散漫之失，与德国以主权国权督
率之得，又可作证”（康有为， ２００７ ：卷八， １６７ ）。
康有为 ２０ 世纪初游历西方，“主要是要推展君主立宪，以及看看西
方各国的情况”，而“此行结果大大地改变了他的社会思想”，“他不再注
重社会的完美和人们的快乐，而重视如何把中国从 ２０ 世纪列强的压力
下解救出来”（萧公权， ２００５ ： ３４８ ）。他萌生了强烈的物质救国思想，并
将其与他在政制上的思考相联系。此时，康氏愈加排斥共和主义的“自
由革命”，对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祖国法兰西，他印象不佳。他认为，“法
人虽立民主……其世家名士，诩诩自喜，持一国之论，而执一国之政，超
然不与平民齐，挟其夙昔之雄风，故多发狂之论，行事不贴贴，而又党
多，相持不下，无能实行久远者，故多背绳越轨，不适时势人性之宜”（康
有为， ２００７ ：卷八， １４４ — １４５ ）。
涂尔干是近世法兰西的“局内人”，注定会倾向于从大革命创造的
传统内部思考问题，谋求改良。作为“局外人”，康有为本应有条件在另
外一个方位上思考问题，旁观这一历史事件。然而，至 ２０ 世纪初，那场
革命已经广为传播的历史意象开始深深影响康氏的东方“局内”，“他
者”转化为“我者”之后，这种“局内人”的条件已渐趋消失。维新失败
后，国人中新生代政治家与知识人多热衷于效仿法国共和革命，以为它
能带来真正的进步，而在康有为看来，它必定带来“尘上血迷，民敝国
虚”的严重后果（康有为， ２００７ ：卷八， １６８ ）。由是，康有为的思考有了不
少与涂尔干思想暗合的方面。无论是其物质救国思想，还是其有关君
主与共和的主张（曾亦， ２０１０ ），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内在矛盾，但在
对待历史断裂这点上，康氏却一贯保持着高度警惕。与涂尔干一样，他
观察着历史断裂带来的危险，主张在绵续中求更新，更选择立足于己身
所在文明传统，回应被“西儒”涂尔干定义为“失范”（渠敬东， １９９９ ）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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